述职范文|公民与现代性政治读后感(汇总20篇)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读后感(汇总20篇)。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读后感 〈一〉

为深入学习贯彻XXX在中国人民警察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神，纵深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召开全市公安交警“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推进会。结合个人工作表现，现将自身作风方面情况汇报如下：

　　一、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1、政治素养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对政治学习制度坚持的不好，思想上关注业务工作的多，受一些业务工作的冲击，理论学习不能坚持经常，缺的课也没有及时补上，导致理论水平与现实工作要求有差距。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由于目前生活条件好了，在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没能很好的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遇到困难有畏惧心理，并且对产生这种心理的认识不足。

3、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由于平时工作繁忙，许多工作情况都是听来的，深入一线开展调研的次数很少，一些创新的工作措施，大部分来至于报纸、杂志和网络，与我们自身工作的结合情况如何，只是想当然，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缺乏必要的调研论证。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1、对政治理论学习不够重视。经常以工作忙为理由，没有按时参加法制综合室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事后也没有及时补课，总认为工作成绩好坏，还得看业务工作，政治理论学习短时间内也见不到什么效果，在内心产生对政治理论学习的抵触情绪，影响了思想境界的提高。

2、敢于吃苦耐劳的勇气弱化。现在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远比当初刚当警察时好多了，导致安逸享受的思想滋生，有些时候刮风下雨、天冷天热就不愿意深入辖区了解情况，许多情况都是听说的或是一线民警报上来的，导致对一些情况了解得比较片面，影响了工作的效果。

三、今后的工作打算

1、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养。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把政治理论学习与公安业务知识结合，把学习政治理论与研究具体问题相结合。端正学习态度，增强学习的实际效果，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制定出自学计划，按步骤，按要求，坚持参加政治学习，缺席的课程要及时补上。

2、牢记树立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提高联系群众能力。我要用党章来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规范自我行为，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增强群众观念，虚心倾听其他同志的建议，深入实战一线，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为分局党委的决策当好参谋。立足本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努力为群众创造满意的社会治安环境。

3、加强党性修养，严格要求自己，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个人党性修养，在对待群众上，注意场合和工作的方式方法，要注意工作尺度。生活中，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严格自律，管住自己，严格按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标准和党章要求自己，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纯洁廉政做事。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读后感 〈二〉

大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情感体验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基于此.大学英语教学可以在逐步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的同时,努力培养大学生的审美意识.凸显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其独特的美,如:语音美、结构美、修辞美、情感美等.在学科教育教学中,对大学生审美意识的培养不仅能使学生自主快乐地学习,而且能促进大学生人格心理结构的和谐发展,最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读后感 〈三〉

对翻译文学历史地位的重新确认，是在八十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唤中应运而生的。在回顾新文学史的著述历史时，敏锐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对翻译文学的历史定位，早在解放前的文学史著作中就多有涉及，比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介绍翻译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讨论它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作用。然而，自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翻译文学不再被纳入现代文学的叙事框架中，此后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无一例外地把翻译文学拒之门外，翻译文学成了文学史的“弃儿”。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承认，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它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起，承担了现代时期启蒙、救亡、文化建构等文学使命，因而其历史价值不容低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变轨迹，如果不考虑翻译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不强调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客观地说，“翻译外国文学如不列入中国新文学史中，为一个重要方面，至少也应作为新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给予应有的介绍。”[1](P47)

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谢天振先生就曾呼吁，要恢复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寻找归宿。但时隔十多年，不仅专门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没有出现，而且在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翻译文学并没有得到编撰者的青睐而进入现代文学史框架中，作为“弃儿”的翻译文学仍然继续着它的流浪生涯。

翻译文学边缘地位的未曾改观，其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在对翻译文学自身特质的认识、理解和历史描述等方面还存在许多未能澄清的问题。比如，我们纵然异常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价值，我们十分珍视翻译家的劳动成果，我们也知道，世界文豪们是随着他们著作的汉译本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占据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领地的，“有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傅雷的译本，罗曼·罗兰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叶君健的译本，安徒生才在中国诞生，有了汝龙的译本，契诃夫才在中国诞生……”[2]但是问题是，这些译本毕竟不是中国原创的民族文学，我们该把它们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衡定其艺术水准，又如何确立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我们承认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也承认翻译家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但是，这种创造性活动毕竟是有所局限、有所依凭的创造性活动，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异，那么我们如何评定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再者，翻译文学的确和现代文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却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很难进行准确的清理和表述。中国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许多作家不仅同时也是翻译的行家里手，而且他们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基源到艺术手段到语言技巧，无不折射出翻译文学对他们的影响和启发。可是，一旦要细究起每个具体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准确联系时，我们往往感觉到阐释上的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几乎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同时受到了许多有着不同风格、不同思想倾向的外国作家和作品的影响，从鲁迅那里，我们不止发现了他与尼采、易卜生、裴多菲的关系，也发现了与果戈理、契诃夫、阿尔志跋绥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牵连，不仅有英国作家的启迪，也有日本作家的感发；在郭沫若那里，我们看到了他对惠特曼、歌德、易卜生、泰戈尔、雪莱等许多作家的学习与借鉴；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和借鉴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既表现在直接的对艺术手法、创作方法以及结构、情节等的模仿、借鉴、学习等方面，又表现在深层的文学精神的影响上”[3]，仅仅依靠外国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事实关系，还不足以说清楚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还不能清楚地解释中国作家是以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层面上吸收了外国文学的养分，转化为自己的创作现实的。在研究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时，“影响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凭借某个作家翻译了哪些外国作品，接触过哪些文学名著等一些表面材料，我们还无法揭开外国作家和作品对中国作家影响的内在奥秘，无法彰显中国现代作家从怎样的通道、在哪些微妙的地方与外国作家和作品在心灵上产生了对话、交流与沟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低层次的小作家那里，我们才可以清楚地捕捉到他们对外国作家拙劣模仿的痕迹，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能将外来的影响机智地吸纳、巧妙地融涵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并将这种影响化归到自己的思想血液之中。你可以说鲁迅受到了许多外国作家的启发，但你无法准确指出他的文学作品中哪些是模仿显克微支的，哪些是搬用了安德列耶夫。同样的，你可以说易卜生影响了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曹禺，但从“影响研究”的角度你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在同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响下，中国现代作家们却表现出了彼此悬殊的个性差异。所以，要准确描述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我们无疑要仔细分析作为翻译文学特定“接受者”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不仅要借用媒介学、传播学、渊源学的研究手段，还要借助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知识；不仅研究他们的文学创作、翻译活动，还研究他们的日记、书信等等；不仅要运用“影响研究”，也要运用“平行研究”；不仅采用阐释学、结构主义、新批评、形式主义等理论详细解读他们艺术世界的丰富图景，而且追溯他们的创作生涯，仔细理析他们在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基于怎样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当时国际国内正涌动着怎样的社会思潮，出现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作家从什么角度借用西方文学和文化资源来回应这些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研究中必然遭遇的诸多困难和复杂性的存在，翻译文学的历史定位才成为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从现有的研究状况来说，我们暂时还无法理清出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暂时还无法准确交代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每一进程中的历史角色。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暂时空缺，并不意味着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突出，也不意味着学者们对翻译文学的价值重视不够，只是意味着我们目前除了可以作一些肤浅的事实描述外，还无能从深层次上对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作一次准确而全面的展示。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不从试图为翻译文学寻找自身独立的合法性地位这种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而从考辩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角度着手，来重新打量和认识翻译文学，我们就能发现，不仅对翻译文学的定义、性质与归属有了新的认识，而且还可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找到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历史线条。

要为翻译文学书写历史，首先要考虑的是“翻译文学”的界定问题。因为翻译文学的文本特征是极为显在的，从而使我们近乎直觉地意识到，翻译文学就是汉译的外国文学，也就是说，凡属外国作家写的、被翻译为中文的文学著作，都是翻译文学。基于对翻译文学这种毫无疑义的直觉认知，中国学者对“翻译文学”概念的定义也小异而大同。郭延礼指出：“从科学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翻译文学’应当是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4](P15)谢天振认为：“‘翻译文学’指的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汉译外国文学作品’。”[5](P223)葛中俊从五个方面来概括翻译文学的本质特征：（1）翻译文学属于文学范畴。（2）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归附于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原作语言而是译作语言。（3）翻译文学既可以是一种作品总集，又可以是一种学科门类。（4）翻译文学的价值持有者和承担者是翻译者。（5）翻译文学在属性上与外国文学有所分别，与文学翻译分属不同的范畴。[6]上述这些对“翻译文学”的解释尽管在理论表述上有所差别，但大致的思路是一样的，即都认为翻译文学在语言形式上是汉语，材料来源上是外国文学，在范畴上应该属于艺术门类，等等。粗略看来，这些论述尽管稍显简单，也还是基本成立的，它们的确言及了翻译文学的某些基本特征。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追问下去，就不难发现，这些阐述都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在强调翻译文学的共时性特征时没有照顾到翻译文学的历时性，没有考虑每一翻译文学作品生成的文化语境、历史背景。忽略了翻译文学的历史背景，我们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外国文学作品，只要用汉语翻译出来，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翻译文学。依照这种思路来推断，翻译文学俨然成了一种充满盲目性、随意性和无序状的文学样式，缺乏自身的历史依据和存在逻辑，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怎么可能会为翻译文学找到属于它自己的特定归宿，进而写出一部有着明晰的历史线索和确定的学理背景的现代翻译文学史来呢？

在我看来，要想清楚地认识翻译文学的本质属性，我们必须把它放置在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中来考量。我们首先应该懂得，历史的材料并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并非所有用汉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都会构成翻译文学，只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形成了一定关系的汉译外国文学著作，才能纳入翻译文学的叙述范围。特定的翻译文学作品的出现并非是盲目的、偶然的，而是有着历史的原因。在某段时期，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外国作家而不是那个外国作家，为什么出现的是这些汉译名著而不是那些汉译名著，都与这段时期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文学环境有关。一般来说，作家、翻译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的文学翻译活动，包括对外国作家的介绍、对外国作品的翻译、对外来文学名著的读解，都不是随意作出的，都取决于他们所处时代向他们的提问，他们的翻译活动是借助外来思想和文学对中国问题作出的一种回答，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要补充而出现和存在的。我们可以举歌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文学界对德国文化巨人歌德的介绍和作品翻译，在近代就已开始，近代时期，马君武、苏曼殊等人就翻译过他的`诗歌。此后，从王国维到鲁迅到陈独秀，从创造社到文学研究会，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新时期，对歌德的介绍以及作品翻译是从未间断过的。在20世纪的现代中国，“歌德热”不止一次的出现过，对歌德作品的重译、改编等不断在进行着。但是，“歌德热”的不断掀起，歌德作品的重复介绍和翻译，都显示了时代要求与歌德作品之间的呼应关系。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对歌德作品的反复译介，对歌德的重要著作如《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不断重译，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文化与文学建设和发展的要求使然。例如，王国维在1904年写的《〈红楼梦〉评论》中，将曹雪芹的《红楼梦》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称它们都是“宇宙之大著作”。王国维是从悲剧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这一角度来介绍歌德，并论中西两部文学巨著的，而他对西方悲剧观的引入显然成了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先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对歌德的《形蜕论》和《浮士德》大加称赞，歌德的著作成了他表达自己“立人”思想的重要文学例证。鲁迅的“立人”观念，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新时期以后，杨武能先生又重译了歌德全集，这是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适应了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文化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与相互补充的历史要求。从一百多年来的译介历史来看，中国对歌德的介绍和翻译都是出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建设的需要，不同时期对歌德文学世界的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观照折射的是那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思想状况、文化状况和文学发展状况，正如杨武能先生所说：“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两者走到了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和深远的影响。不只是中德或者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还有中德两国的文学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演变的历史，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了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中。”[7](P1)由此可见，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我们只有在考察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密切关系中才能给它以历史的定位，是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要求给了翻译文学必要的现实依据、历史依据和生存逻辑，抛开了现代文学这一重要的依附对象，翻译文学也就缺少了自己的栖身之地。

既然要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寻找翻译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么我们就要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在我看来，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与现代作家构成对话关系。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对话关系，是指翻译文学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观察世界的眼光、方法和思想，提供了审视社会和自我的哲学观和人生观，现代作家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翻译文学加以回应，对外国文学家提供的艺术摹本从思想观念到表现方法到情节结构和文学素材等进行吸纳、整合进而成功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对话关系的存在，使我们能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思考与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中，清楚地感受到一些外国作家对他们的影响和启迪，以及在这种影响和启迪下中国现代作家思想观念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在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例如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就是一位与中国现代作家展开了强烈的精神对话的文化巨人。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河南》月刊第二、三、七号上连续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篇文章中都提及易卜生，在前一篇里，鲁迅说易卜生是崇信个性解放的善斗的强者，“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忤万众不慑之强者”。在后文中，他又称颂易卜生为捍卫真理的勇士，之所以写出《社会之敌》、《人民公敌》，是因为“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剧中主人公斯托克曼（斯多克芒）医生宣传科学，为民请愿，“死守真理，以拒庸医，终获群敌之谥”。五四时期的时代需要，使易卜生和他的戏剧作品受到格外的推崇。《新青年》1918年6月刊登“易卜生专号”，形成了易卜生介绍和翻译的热潮，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以及周瘦鹃、潘家洵对易卜生戏剧的翻译，一时间成为那个时代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和译著。潘家洵的《易卜生集》在1921年和1922年问世，更标志着易卜生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界对易卜生进行了及时的反馈，现代作家围绕易卜生文学思想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深入的反思，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作出了相应的反响。归纳起来，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引发了关于“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激烈论争。第二、带来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热。在易卜生的影响下和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中，鲁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五四作家通过大量的小说创作，来反映关于人生、恋爱、家庭、儿童和女性命运等五四时期人们面临的种种问题。第三、使五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类似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那样的“叛逆”女性。有代表性的如田亚梅（胡适《终身大事》）、曾玉英（熊佛西《新人的生活》）、吴芷芳（侯曜《弃妇》）、卓文君（郭沫若《卓文君》）、素心（欧阳予倩《泼妇》）、郑少梅（白薇《打出幽灵塔》）、蘩漪（曹禺《雷雨》）、子君（鲁迅《伤逝》）、梅行素（茅盾《虹》）等等。这些叛逆女性的出现，集中反映了五四作家对当时妇女命运的异常关切，也体现了易卜生的文学翻译对中国创作界的巨大影响，体现了中国作家与易卜生之间的对话关系。

其次，与时代风潮构成呼应关系。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应有一时代之文学翻译，因此，只有同中国现代的社会政治、同现代时期的时代环境构成了应和关系的汉译外国文学，才可能作为被认可的翻译文学载入历史名册。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矛盾和纷争的时代，随着传统价值体系的溃塌，人们渴望尽快觅得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念，而新的思想、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就必须别求于异邦，就必须发扬“拿来主义”的文化借鉴精神，通过借助翻译输入外来思想和文化，从而带来中国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思想启蒙是五四新文学的时代主题，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呼吁建设“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其后，文学研究会又积极倡导文学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为人生”理想的文学翻译自然才与时代合拍，只有在这一点上，茅盾才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生的缺陷呢？”[8](P231—232)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关于“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由易卜生激发的中国作家对当时中国妇女命运的探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易卜生翻译与“为人生”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契合。20年代时，郑振铎曾经指出，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必须考虑国内的具体情况，才会有力量，才能影响一国文学界的将来，因此他说：“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接触。”[9]郑振铎这段话中的第二点，实际上就是强调文学翻译要与时代密切关联。五四退潮之后，对俄国文学的译介逐渐取代西方近代文学而成为中国翻译的热点，别林斯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俄苏作家和理论家被相继介绍到中国，为什么中国翻译界对俄苏文学如此感兴趣？对此瞿秋白有一段精彩的阐述，他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音，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的目标。”[10](P54)此外，三十年代西方现实主义作品翻译在中国的盛行，四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延安的译介等等，都反映了翻译文学与时代的应和关系。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上述翻译事实也说明，只有在时代召唤中适时出现的翻译文学，才可能为自己铸就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第三，在语言组织上，与本土文学创作构成张力关系，并有效促进本土文学创作在语言运用上的发展与突破。翻译文学的语言组织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是完全等同还是具有差异？既能创作又能翻译的现代作家在进行创作和翻译时，是使用两套不同的话语还是使用相同的语言思维形式呢？要确定翻译文学是否具有独立价值，我们就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我们知道，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尽管都属创造性活动，但二者在语言组织中所遭遇的阻力是不相同的，在文学创作中，作家要解决的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直接转化为富于艺术性的语言现实，而文学翻译则不得不照顾到原有文本，因而在语言的使用上是既有所依靠又有所“顾忌”的，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A·F·Tytler）曾指出，好的翻译应遵守“三原则”：“一、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出原文的意思。二、著作的风格与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是一样。三、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11][8](P222)泰特勒的话尽管夸大了翻译中原作对译文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强调翻译受限于原文这一点上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既要考虑译用语言的特征，又要考虑对原文的意义、风格和行文特点的尊重，所以在语言的组构中，文学翻译便与作家的文学创作拉开了距离，二者之间具有了一定的张力。在这种张力关系中，翻译文学的语言选择对现代文学创作的语言运用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现代文学中的“欧化”倾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陈子展说，文学革命以后，“一时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人如龙腾虎跃般的起来，小说戏剧诗歌都有人翻译。翻译的范围愈广，翻译的方法愈有进步，而且翻译的文体都是用白话，为了保持原著的精神，白话文就渐渐欧化了。”[12](p95)这是对当时文学翻译情形的准确描述，这种情形的出现给现代作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创作理念，即主张用欧化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傅斯年在《怎么做白话文》一文中就提倡要“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13]。傅斯年的主张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建设策略中的一种重要思路，五四文学运动是以打倒旧文学，创建新文学为目标的，但打倒旧文学容易，创建新文学却任务艰巨。新文学如何创建，当时并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依凭，胡适当年就把希望寄托在文学翻译上，他说：“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14](P56)现在看来，胡适的这番话的确具有远见卓识。回顾近现代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语言运用的方面而言，对白话语言在文学表达上的可行性是先在翻译文学上取得成功后，再由现代作家落实在文学创作上的。正如郑振铎在肯定清末文学翻译对新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时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翻译工作是尽了它的不小的任务的，不仅是启迪和介绍，并且是改变了中国向来的写作的技巧，使中国的文学，或可以说是学术界，起了很大的变化。”[15][8](p229)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形态，从词汇、句法到语法规则，都与翻译文学的“欧化”语言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许多正是翻译文学影响下的结果。

弄清楚了翻译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最后来谈谈现代翻译文学史的书写问题。以前对“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是相当薄弱的，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上也有很多欠缺。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一书中，曾介绍了国内先后出现的两本翻译文学史著作，一本是阿英的《翻译史话》，另一本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学生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但前者只写了开头四回就辍笔，而后者只有对文学翻译事件和文学翻译家的评述和介绍，因而只能算一部“文学翻译史”，而不能算是“翻译文学史”。可见，就现有状况而言，国内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还处于相当滞后的阶段。要编写翻译文学史必须首先对翻译文学史加以准确的定位，那么如何认识翻译文学史的性质呢？有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史就是在翻译文学在原语与译语两种语境相互作用下的解读史。”[16]这种看法虽然注意到了翻译文学在语言转换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但没有认识到翻译文学与中国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对于我们编写翻译文学史来说并无多大助益。在我看来，现代翻译文学史实际上就是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史，翻译文学史的写作只有放在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与互动、放在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语境中，才可能具有现实价值和可操作性。

既然翻译文学史是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史，那么我们为翻译文学写史就应当考虑依循现代文学的发展线索来展开对翻译文学的历史叙述。因此现代翻译文学史必定涉及到对这些关系的阐述：文学思潮、流派与翻译文学、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时代变革与翻译文学、作家创作与翻译文学，等等。对这些关系的仔细清理和深入阐释，将构成现代翻译文学史的基本构架。

首先看文学思潮、流派与翻译文学的关系。谢天振说，翻译文学史应“关注一下某些文学思潮的翻译介绍”[5](P285)，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我们还要认识到中国文学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翻译介绍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创作思想和理论要求密切相关的。比如文学研究会对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左联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译介等等，无不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创作要求有关。这就是说，我们关注西方文学思潮的译介时，要注重梳理翻译文学、西方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明确的。中国现代作家是将翻译和创作并重的，现代时期的文学期刊不仅是发表作家创作的重要阵地，也是发表翻译文学的重要阵地。不仅著名的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如此，其他期刊也不例外。比如二三十年代新月社主办的《新月》月刊，就先后刊载了徐志摩译的哈代、罗塞蒂的诗歌，闻一多译的《白朗宁夫人的情诗》，梁实秋翻译的彭斯的诗歌，还有由饶孟侃、卞之琳等人翻译的郝斯曼、戴维斯、雪莱、济慈、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也刊发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顾仲彝译）、欧尼尔（E·O’Neil，现译奥尼尔）的《还乡》（马彦祥译）、萧伯纳的《人与超人》（熊式一译）等戏剧，同时还刊载了许多翻译小说，例如胡适译的短篇小说：欧·亨利的《戒酒》、哈特的《米格尔》和《扑克坦赶出的人》，徐志摩译的Diard Garueet的《万牲园中一个人》和A·E·Coppard的《蜿蜒：一只小鼠》，西滢译的曼殊裴尔的《娃娃屋》、《一个没有性气的人》、《贴身女仆》和《削发》，叶公超译吴尔芙夫人的《墙上一点痕迹》，等等。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翻译文学的出现总是与时代变革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在时代的发展中几经变革，历经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解放区文学的流变过程，翻译文学也随着这一时代变革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翻译文学史也应该描述这一发展变革的全过程。而中国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关系既是现代翻译文学史阐述的重点，又是其中的一个难点。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汇、碰撞之下生成的文学形态，几乎每一个现代作家都从翻译文学中汲取了文学创作的养料，以鲁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大都从林纾的翻译里读到了域外的文学信息，后五四作家又从五四时期的作家和翻译家的文学翻译中获得了外国文学的滋养。同时，翻译文学也构成了许多作家从事创作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冯雪峰、郑振铎等，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译著，这些译著对我们理解作家的精神世界是很有帮助的，现代作家们大量翻译著作的存在也显示出翻译文学与作家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自然，描述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关系中，事实的清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要通过细致的研究把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之间在创作技巧、题材、情节结构甚至精神联系等一系列深层内涵充分揭示出来。

我们注意到，从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的角度来书写翻译文学史，容易忽略对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的叙述。对现代文学来说，翻译文学既是“媒婆”（郭沫若语），也是“奶娘”（郑振铎语），翻译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书写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当然少不了对现代翻译家历史地位的塑造。因此，在展示每一个历史时期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时，我们有必要设立专节对这一时期翻译家的学术成就加以陈述。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读后感 〈四〉

论文关键词:黄炎培 职业教育思想 现代价值

论文摘要: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开拓者和集大成者。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现代性意蕴主要体现在:教育目的两位一体—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教学原则的二重性—理论与实践并重、职业教育观念的与时俱进，对于当代职业教育迅速发展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丰富而深刻的职业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目的两位一体—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

黄炎培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两位一体—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的价值内涵，对于克服当代职业教育迅速发展过程中价值取向的偏差，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中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目的从不同的角度作过许多说明。在这些经典表述中，黄炎培回答了何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为谁而办的问题，将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现代职业教育帮助个人求生存、求发展，同时又促进社会发展、富民强国的本质属性。

把“谋个性之发展”作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黄炎培教育思想现代性、前瞻性的标志性内涵之所在。黄炎培指出，教育专重个人而忽略社会，与仅顾社会而忘却个人，都是错误的。一个社会人人有与其个性相适合之职业，则人人得事，事事得人，社会无有不发达者。所以办职业教育，必须注意个性之发展。但他又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人的`个性发展，而是把人的个性发展作为职业教育四个目的之一，放在一定社会历史范围内去考察，其实质是强调既要按照社会发展需要来培养人，又要通过培养人格自由发展、充分完善的人来促进社会发展。这就准确地揭示了教育对社会发展和对人的发展的功能之间内在统一的相互联系。

黄炎培在其职业教育思想中，明确提出以职业能力训练作为谋生之准备，以职业素质培养作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在黄炎培看来，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要不惟以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也就是说，职业教育仅以职业能力的训练为目标是远远不够的，要使学生能够担当服务社会的责任，还必须注重职业素质的养成。为此，他提出了全面培养的目标，即“知识要切实，技能要精熟，人格要完整”。

当今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职业教育在其迅速发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存在价值取向的偏差，如片面强调职业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而忽视了职业教育本身固有的规律，忽视了对学生应有的人文关怀;在专业设置方面，一味迎合时尚、盲目跟风，造成对学生选择专业的误导，给就业埋下隐患;过度强调以知识技能的传授为职业教育的全部和惟一，忽视个性发展，偏离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片面强求学生获得多种职业资格证书，将原本丰富的教学活动，简化成了快餐化的速成考证教学，忽视了学生的性格、兴趣爱好及职业道德培养，最终致使职业教育流于“制器”，而非“育人”。黄炎培倡导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统一，并把“谋个性之发展”放在职业教育目的的第一位，对纠正当前职业教育价值取向偏差有重要意义。

二、教学原则的二重性—理论与实践并重

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及特点决定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黄炎培坚决反对鄙视劳动、轻视实践、崇尚死读书的恶习。他认为“社会积习重士而轻农、工、商，贵劳心而贱劳力，千百年养成之，非一朝一夕所能返。流毒至极，人人以安坐享食为荣;非甚贫苦，不肯施其一手之烈川，这是职业教育之“大难”。他多次告诫人们，真学问不在书本上，而在事事物物上，故称求学为读书，实为错误。黄炎培大力提倡“理论与实际并行”、“手脑并用”、“知识与技能并重”，奠定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以学生能力提高为核心的教学原则。如果只重视书本知识，而不在实地参加工作，是知而不能行，不是真知。职业教育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到此种境地，需用智慧和双手去创造社会财富，发展生产力。

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学校与社会缺乏联系沟通，学校教育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知识与实践脱节。“设农业学校却无实验田，设商科学校却不讲货币知识，设工业学校却没有工厂，缺乏实习设备自然也就没有实验、实践练习。因此，所谓实业教育，非教以农工商业，只不过教农工商之书罢了。城市中多商家子弟，却设农科，无工厂却开工业学校等，结果农学生知识不如老农，商学生却不足应商业用。”因此，黄炎培强调学校教育必须活用各种知识技能于实地。要“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只有在教育教学中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地为学生创造动手操作的条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当今的职业教育中尤为重要。

三、职业教育观念的与时俱进

黄炎培创建的职业教育理论，从来不以“真理”自居，其教育理论、方法和原则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大职业教育主义”，即“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的三分说”的提出就是最好的佐证。另外，对于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地遇到的新问题，有些是职业学校所不能应付的，黄炎培便相继创办了职业指导所、职业补习教育进行解决。黄炎培根据形势的需要，又创办乡村改进区，提倡平民职业教育，提倡对灾民、流浪儿及军队进行职业教育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黄炎培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精神，决定着他的职业教育理论在不断深化、不断纳新，决定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在不断发展。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传统以胜任某种岗位为目标的培养方式遭遇挑战。作为一代职业教育大师的黄炎培早在创办比乐中学时就曾说道:“所谓职业，除开专门技术以外，有通常必须具备的几种能力。如果具备了，怕任何职业环境都容易走得进的。”黄炎培指出的必备能力指中、英文运用能力、管理事物的能力等，说明他已认识到要培养学生适应多种职业的关键能力。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读后感 〈五〉

现代性的误入歧途作文1000字<\/h2>

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发展，技术的革新仿佛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现代或者说后现代的社会，技术科学与人之间的问题不断涌现，但人们思考总是落后于科技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

早一点来讲，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用喜剧的方式幽默而不失讽刺地展现了人们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只错在当时存在着的压榨工人的社会问题，也展现了工人们麻木的精神状态，只是为了完成生产指标和工时而不停的工作去赚取面包

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像计算机一样思考的出行，也即是忽略价值观的思考，对应在社会学概念中有两个名词，分别叫做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是指人对事物意义的看法与思考，而工具理性则只是思考如何去更有效益地完成它。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工具理性会不断盖过价值理性，越来越不在意做一件事情的意义，而只是盲目的像计算机一样执行命令，追逐自己的利益。

波兰的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他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纳粹德国出于一种对构建完美世界的构想，实行种族主义清洗，而此行为的得以实现归功于德国社会的现代性运转，倘若将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比作一个现代工厂的生产线，那么集中营生产的产品是死亡，大多数人只是工厂里分工明确的工人，视犹太人为货物，去进行高效生产，他们在不自觉中陷入了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在极权政体之下实行了大屠杀，却没有去听从内心的道德与良知，陷入了一种盲目狂热的爱国主义，而失去了对犹太人的同情心，失去了人的理性。

科幻命题中也常常试图构想利用新科技构建绝对意义上的乌托邦，进入一个不缺乏医疗教育食品物质资源的吴勇治邦带来平均主义下的幸福，但是其结果无疑是在抹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进入一种奇怪的性压抑的、政治高压的、仇恨的、麻木的、民众团结的社会，人们被灌输了一种思想，并视之为绝对真理，人们丧失了独自思考的能力，像一个可以操控的计算机一样，失去了价值判断和同情心。

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后起飞，当人们企图用外力来改变一些事情时，可能会产生一些人们之前从未设想过的问题，好像使得一切更糟，这也就是我所认为的现代性的误入歧途。

其实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只是去追逐自己的利益，成为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漠视道德与良知良能，失去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而这造成的后果，恰恰是使我们丧失了为人的意义，无疑是更大的悲哀。

生而为人，在漫长的人生中，我们势必面对时代改变，也势必经受考验，但于人而言重要的并非行为与最终所得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如此行为的精神和态度。

水浒人物穿越到现代作文800字<\/h2>

仁者医心

肘后良方有百篇，金针玉刃得师传。重生扁鹊应难比，万里传名安道全。今朝救世下梁山，妙手回春保平安。

——题记

急诊楼里人满为患，哭声响彻了一个晚上。这场瘟疫的爆发让我这个精通现代医学的主任医师束手无策。“这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啊，传播途径又是什么呢？”价格高昂的众多先进的现代医学器械，面对这场瘟疫居然束手无策！我在血样分析仪前沉思着。的确这场瘟疫爆发的太奇怪了，在我们还不知道面对的敌人是谁时，就已经有无数的病人去世了。而且还相继有人染上这种病。正当我束手无策而感到绝望的时候，实验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

“这是治病的草药处方，一天吃两次，你发给病人吧。”

我抬头一看，一位身穿一袭青色的长衫，带着官帽的先生站在那里，左手递出一片泛黄的纸片，右手捋着山羊胡，轻声的说道。

我认出来了，这是水浒传中的神医安道全，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顾不上问太多，我接过了药方，急忙让同事去配药。果然，患者们服用后没多久就有了一些好转，又过了两天，重病的患者也出院了。欣喜之余我想起了帮我救助病人的安道全，于是去医院里找到了他，他还在医院里帮忙。“先生，您是怎么从大宋来到这的呢？”我好奇地问道。“当年梁山的弟兄们应朝廷的命令去征方腊，但是徽宗要我留在身边，我只好待在朝廷中，以至于数十位兄弟因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战死沙场为此我深感内疚，后专为天下被疾病折磨的人解除痛苦，看到这里的人们身患恶疾，特此从大宋赶来。”

“您真不愧是神医啊，我之前还自负自己精通现代医学，没想到这些先进的仪器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居然束手无策。”

“哪有什么神医啊，我不过是长年累月翻山越岭，尝遍百草，好几次甚至险些丢了性命。宋代也常有瘟疫肆虐，看到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痛下决心，潜心研究多年，终于研制出对付瘟疫的一些处方。”

医者仁心，若每一位医生都能竭尽全力的为病人着想，潜心的钻研医道那么天下苍生就能少一分痛苦。

安道全，不久后就告别了我，但是我一定要把他对杏林的一份责任坚守下去。

牛郎织女的现代生活作文700字<\/h2>

话说当年织女被王母娘娘押回天宫去，只能在七夕那天才能与牛郎相会。织女不想再受相思之苦了，再三哭求母后，终于得到准许，可以在凡间和牛郎生活。

织女背着大包小包来到凡间时，牛郎早已带着一双儿女在门口等候。突然，嫦娥蹦了出来，她对织女说：“你一定熬夜上网抢车票了吧！现在是春运时节，玉皇火车站都挤满了人呢！”织女点点头。

嫦娥说：“王母娘娘派我来给你们做向导，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城市里的房屋，你们不用去挤那间乡间小屋了。跟我走吧！”

出了火车站，一条漂亮的柏油马路呈现在眼前。牛郎披上神牛皮，想飞过马路，忽然一个奇怪的东西从他脚下驶过，差点把牛郎身上的神牛皮吹走了。牛郎问嫦娥：“那是什么怪物，在乡下我都没见过，竟比我飞得还快！”

嫦娥笑着答道：“那是汽车！现在人们出行都用上汽车了，我也有一辆宝马牌汽车呢！”

过了马路，嫦娥带着牛郎织女继续走着。突然，嫦娥停下了脚步，眼前是一幢高楼。她对牛郎织女说：“你们的房间就在这幢楼里，跟我进去吧！”

织女径直朝门走去。嫦娥本想拦住她，可惜晚了一步。眼看织女就要撞上了，谁知门竟自动开了。嫦娥解释道：“这是自动门，人来了，门会自动打开！”织女和牛郎听了赞不绝口，那一双儿女更是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

进了大楼，嫦娥按下电梯，把牛郎织女一家拉了进去。织女不解地问：“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铁盒子’里来？”“这是电梯，它能把我们送到指定的楼层。”

出电梯后，嫦娥把他们带到王母娘娘安排的房屋。进门后，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他们惊讶：房间内金碧辉煌，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毯，墙壁上贴着彩色的壁纸，天花板上挂着亮闪闪的水晶灯，桌上摆放着漂亮的水晶杯，窗旁束着雍容华贵的窗帘……

织女不禁感叹：“现在时代变了，科技发达了啊！不努力都跟不上形势了！”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读后感 〈六〉

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发展，技术的革新仿佛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现代或者说后现代的社会，技术科学与人之间的问题不断涌现，但人们思考总是落后于科技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

早一点来讲，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用喜剧的方式幽默而不失讽刺地展现了人们像机器一样不知疲倦的工作，只错在当时存在着的压榨工人的社会问题，也展现了工人们麻木的精神状态，只是为了完成生产指标和工时而不停的工作去赚取面包

这时候人们已经有了像计算机一样思考的出行，也即是忽略价值观的思考，对应在社会学概念中有两个名词，分别叫做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是指人对事物意义的看法与思考，而工具理性则只是思考如何去更有效益地完成它。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工具理性会不断盖过价值理性，越来越不在意做一件事情的意义，而只是盲目的像计算机一样执行命令，追逐自己的利益。

波兰的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他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纳粹德国出于一种对构建完美世界的构想，实行种族主义清洗，而此行为的得以实现归功于德国社会的现代性运转，倘若将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比作一个现代工厂的生产线，那么集中营生产的产品是死亡，大多数人只是工厂里分工明确的工人，视犹太人为货物，去进行高效生产，他们在不自觉中陷入了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在极权政体之下实行了大屠杀，却没有去听从内心的道德与良知，陷入了一种盲目狂热的爱国主义，而失去了对犹太人的同情心，失去了人的理性。

科幻命题中也常常试图构想利用新科技构建绝对意义上的乌托邦，进入一个不缺乏医疗教育食品物质资源的吴勇治邦带来平均主义下的幸福，但是其结果无疑是在抹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进入一种奇怪的性压抑的、政治高压的、仇恨的、麻木的、民众团结的社会，人们被灌输了一种思想，并视之为绝对真理，人们丧失了独自思考的能力，像一个可以操控的计算机一样，失去了价值判断和同情心。

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后起飞，当人们企图用外力来改变一些事情时，可能会产生一些人们之前从未设想过的问题，好像使得一切更糟，这也就是我所认为的现代性的误入歧途。

其实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只是去追逐自己的利益，成为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漠视道德与良知良能，失去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而这造成的后果，恰恰是使我们丧失了为人的意义，无疑是更大的悲哀。

生而为人，在漫长的人生中，我们势必面对时代改变，也势必经受考验，但于人而言重要的并非行为与最终所得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如此行为的精神和态度。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读后感 〈七〉

复杂系统是不适合用形式系统（基于一组确定性规则以及其在状态空间的转移来确定）来建模的，尽管人类具备这种还原论的天然倾向（把世界想象为一组基本的统一的确定性规则，然后不断演化而成）。

而神经网络，其本质可以看做是一种通过分布式表征，来存储关于任务的记忆，或者说存储任务相关的学习数据（正负样本）的记忆，训练的过程就是记忆的过程，而任务功能以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涌现的模式而对外呈现出来。

反过来说，神经网络利用了复杂系统的自组织和涌现的能力，去实现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无先验结构的，可持续学习和进化的，具备记忆能力的可以实现复杂任务的系统。

而最典型最强大的这样的系统就是人的大脑。而这也说明了，我们难以用基于规则的形式系统的方法论去解释和理解大脑。

进一步，随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和复杂，后现代作为一种以复杂性为内核的思想，也就具备了其合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意义。

公民与现代性政治读后感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