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古代思想史心得体会(精品十九篇)_古代思想史心得体会

《中国思想史》主要说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

他的第一部分《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先是充分利用了传统文献，现**论以及考古发现，先是重构了上古思想世界，即使：大同世界，接着诉说了上古三代即殷商周，的观念与思想，然后则说明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他们的主流思想：儒，道，墨。

三种那个时候的主流现。虽然现在我们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传统，但是事实上已经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

在：《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最后，所讲述的是外来的思想的传入，以及思想大融合的演变

这部书正文的第二部分《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

这是中国受到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思想变革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中国这种思想却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明清交替之际，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的传统，终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的压力和**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走上了向西学这条没有前途的道路，并且由此，激出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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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论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秦国依靠法家思想富强称霸，统一六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是，秦朝也因法家思想走向极权统治，加之奸臣当道，二世而亡。汉朝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然而，汉承秦制，法治理念并没有衰落，反而为各朝沿用，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传统同时确立。儒法两家都主张国家由天子一人治理，君主归为天子，至高无上。正是儒法两家这种国家由天子一人治理的主导理念，对官吏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而法家早也有这样的论述：“吏者，民之本、纲者也”。也就是说，君主相对于臣子的地位，相当于官吏相对于人民的地位，进而可知，君主的一切行为在官吏那里，都可以被复制而施用于人民。

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这种“人治”始于君主，然后在君臣二级分治的体制下，被各种官吏不断复制甚至恶化和滥用。虽然法家有过限制君权的尝试，但是收效甚微，最终不了了之。中国没有限制君权的成功，商鞅之后也不敢有这样的尝试。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地方官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复制皇帝的极权专制，中央很难对其采取限制和打击。一般情况下，君臣勾结，互相满足利益，以求“维稳”。追究这种体质性现象的实质，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完成了国家私有制为核心的国家体制向土地私有制为核心的国家体制的转变。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在于维护私权，但是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他们对于私权的维护都缺乏明确的限制和约束。虽然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但是他本身不可能将这种统治权贯穿于国家的各个层面，必须通过设置官吏进行管理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君主的地位虽然明显高于臣子，但是相对来说臣子对君主有一定的约束，二者互相牵制。由此，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便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也生发出中国封建社会其他各种问题。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在于君主和臣子对于私权的维护没有明确限制和约束，并且君主和臣子不同程度的相互牵制又相互勾结，从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上至下形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国民劣性，毫无远见并且刚愎自用。中国各个朝代的法律基本也都是恶法，强调对犯罪行为的严刑重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奖励善行，但是在一种“私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中国人民更多首选自保。中国和西方同样强调“私权至上”，但是中国所走的道路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社会局限于私权之中，而没有从一种更宽广的视野将“私权至上”确立为社会的核心原则，这也是中国古代自然法和宪法发展十分落后的原因所在。但是中国出现这种状况具有客观必然性，从春秋战国后期秦朝开始中国社会由儒法两家思想主导，道墨两家思想一直没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儒家的家族主义具有承袭西周宗法制的先天优势，法家的国家主义在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具有极大的现实优势，从而形成了秦朝的具体社会形态。秦朝确立了法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汉朝董仲舒确立了经过修正的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在此之后法家也较好的进行了儒家化，从此中国社会便由儒法两家主导。改变一种已经具有统治地位的社会主导思想无疑是十分艰难甚至不可能的，虽然秦汉以后各个朝代不同程度都有过对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的重视，但是道家的个人主义和墨家的世界主义还是难以被大众所接受。

变质的私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问题，是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皇帝和各级官吏上下级权力关系明显，专制集权主义严重，由于相互牵制的客观存在，又不得不相互勾结。变质的私有制导致恶劣的利益之争，利益之争又导致权力之争，于是结党营私、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变成了自然而然的现象。然而在获得权力之后，损公肥私、贪赃枉法、贿赂腐败又成了绝大多数官员最真实的生活。在这样一种丑陋的社会体制中，上至皇帝，下及臣民，都完全自溺于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纵然一些“异见者”在不同时期提出过强烈的批评意见，但是他们难以拥有实权也难以进行变革，这些言论和思想在中国古代只可能是昙花一现。在这样一种“私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以皇帝为首的私有制所有人的权利丝毫不受干涉，官员也只是为了取得一定的权利而接受皇帝的制约，在取得权利之后便胡作非为，甚至与皇帝争权。变质的私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权利约束机制在中国从来不存在，因此在中国难以产生真正的自由，中国只能逐渐成为一潭死水，生机是根本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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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不居。转眼之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XXX说过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提高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我出生在90年代，是享受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代。作为九零后的一代，也许没有体会过父辈吃不好饭、穿不好衣的年代，可是，我们却实实在在得感受到了我国近二三十年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变得开放、富强、礼貌和充满活力;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民生得到显著改善，科技教育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提高;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社会整体礼貌程度大幅提升;中国科技也飞速发展，制造业正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我们青年人将会是伟大梦想的参与者与创造者，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作为一名行政审批局的普通党员，在新的一年中，要更加努力工作，乐于善于学习新的业务知识，遇到不懂的业务知识多向其他区县学习请教，做到原本熟悉的工作资料不出差错，新接触到的工作经过交流学习也能做好。对行政服务中心的工作中，要不断督促窗口工作人员遵守制度手册中的资料，提升服务质量，为园区企业及群众供给更好的服务，不断提升办事群众满意度。在生活中，要坚持.....的领导，要紧紧围绕在以XXX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维护XXX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牢记“四个意识”，树立“四个自信”，向先进思想不断靠拢，不断学习先进经验。同时，我也要多阅读，多思考，用知识力量来武装自我，补足精神上“钙”，将信仰信念刻进脑中，记在心上。

我想，作为当代青年，在国家面临着重要发展机遇时刻，我们应当进取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自我的的力量，为国家大发展添砖加瓦。正如XXX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梦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期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带的，更是青年一代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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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史心得体会》

团史是我们了解团队历史发展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通过学习团史，我对团队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团史学习的过程、感悟和体会三个方面，详细描述我的团史心得体会。

回顾团史的学习过程，我深刻体会到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的道理。通过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查阅档案和采访亲历者等多种途径，我逐渐了解到我们团队的发展历程。从团队刚刚成立时的艰难困苦，到逐渐在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再到逐渐扩大规模、拓展市场，团队发展之路充满了风风雨雨。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记录下了许多有关团队发展的经历和故事。通过阅读这些团队历史，我不仅了解到团队的兴衰起落，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团队的历练和成长对于每个成员的重要性。

在团史的学习过程中，我不仅收获了大量的知识，还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团队历史中的优点和成功案例，是我们今天取之不竭的宝藏。通过细致的学习和思考，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构建一个强大的团队，不能只依靠个人的能力，更需要团队合作、协作的智慧。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紧密合作、互相支持、互补优势，才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同时，对于团队中的每个成员来说，也要具备良好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做到爱岗敬业、团结互助、忍耐毅力、勇往直前。通过阅读团史，我明白了有效的领导和团队的纪律执行对于团队发展的重要性，这将对我未来的团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团史学习的过程中，我充分感受到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团队的凝聚力是各个成员之间真诚的情感和相互信任的基础。通过团史的学习，我了解到团队最初是由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建起来的。他们以真诚的情感和对共同目标的追求为纽带，共同面对团队发展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这种团队的凝聚力让我深受感动，并深信只要我们坚持团结合作，团队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同时，团队的向心力是团队成员共同对团队的归属感和承诺。通过团史的学习，我明白了在团队中，每个成员都要有自己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只有真正认同团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才能够把团队发展的目标和理想变成行动。这种向心力不仅使团队内部更加紧密，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为团队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通过这次团史学习，我对团队发展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团队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前行的指南。通过团史学习，我认识到一个强大的团队需要各个成员相互合作、共同奋斗，需要团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需要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支持。我深知只有在平等、和谐、互补、共赢的团队关系中，我们才能够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团史学习不仅是对我们团队过去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我们今天和未来团队发展的启示。通过学习团史，我明白了团队发展的道路上会有许多的坎坷和困难，但只要我们坚持合作、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团史心得体会不仅是对团队历史的回忆，更是对团队未来的展望。我深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的团队一定会继续发展壮大，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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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我对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有一个了粗略的认识。

这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跨越了几千年，脉络十分清晰，从文字中便能感受到作者的思路和条理。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具体知识，更令我不断加深对中国思想史的了解，而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体验到了以往了解中国思想历史时从没感受过的历史的连续性。

但是必须一提的是，这本书并不通俗，它的语言中含有的一些生僻的字眼和有些难以理解的语句，对我的阅读造成了一些阻碍。对于几乎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来说，一旦耗费时间在理解语句上，对前后文的把握和对全文的整体理解就会受影响。因此通读这本书对耗费了我了过多脑力。或许这部书在著书时便定位为面向专业人士的书籍，但如果语言能更加深入浅出一些，或许会很适合成为一本通俗入门思想史著作。

读毕，我感觉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论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这部书中贯穿了了一般思想史所没有的东西——“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一点不仅在导论中详细地作出了解释，而且在通读全书时，我能感觉到这个概念是贯穿全书的。在这本书中，很难找到“个人”的思想和观点，而是有一条历史的主线，围绕着“一般人的思想”，研究思想的延续、变化和发展。的确，思想史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某一时间段的思想一定是和它前后的思想有所关联的。作为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中国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是沿着一条主线发展的。即使是我们今天的许多世界观和方法论，也蕴含了之前数千年中每一个时间片段中的思想的影子。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突出了“历史”的主线，所以虽然历史的框架十分清晰，但一些具体的知识的介绍却并不详尽。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不得不查阅大量资料，由于时间紧迫，也并没有充分记住。如果想要进一步学习，也许还要读另外的一些相关著作。

另外，对于一些因为我们平时不常接触而不很了解或者产生混淆的概念，这本书也做出了介绍。例如我以前从没了解过的玄、道、心等概念，在这本书中都有解释，而我一直感兴趣的有关先秦时代的知识也十分丰富。这些知识拓宽了我的眼界，让我的历史了解不再局限于高中教材和通俗读物。书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一些新评价，也打破了之前我心中的一些固有观点。

因此，阅读这本书是令我受益匪浅的。它的益处不仅在于它提供的大量知识，更在于它的写作方法，正如导论中所分析的那样。作者独辟蹊径的写作方法，刷新了我对历史的观点，同时打破了我从前相对静止和孤立的思考方式。

以上是我对这本书的总的看法。下面我会着重表达一下对本书的导论的看法。

之所以决定着重写导论，首先是因为相比于其他部分而言，我读导论比较细致。由于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将这部1000多页的书通篇细读一遍，因此只能认真地阅读了两遍导论，而将后面的正文略读而过，这导致我对导论的理解比较深刻。再加上我在正文中并没有发现能充分吸引我的部分，反而是这篇提供了许多新思路的导论吸引了我的注意。因此导论部分是全书我最感兴趣，也是了解最详尽的部分。

另外，这部书的导论与其他书不同。它似乎并不仅仅是用来引出正文的一个引子，而是作者发表自己对思想史的理解的一个平台。它的内容自成一个部分，可以成为一本篇幅较短的书了。同时，作者在导论中阐述的观点是贯穿全书的，从全书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得到印证。因此我认为，深刻理解导论，是阅读本书的前提。

《导论》全篇，都是关于“思想史的写法”的论述，交代了作者著书的方法论。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研究问题时方法论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有时同样的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则是史料，在不同人的手中，不同方法的研究过程中，效果也是相当不同的。因此《导论》中阐述的这种创新的方法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相信用这样全新的方法论，可以发掘出新的内容来。导论本身，即编著这部书的方法论，就是作者在著书时最大的创新之处。可以看出，在撰写思想史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关注着“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这是与以往撰写思想史不同的途径。

“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在社会思想中占主体的那些思想，而不是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脱节的精英思想。它大体由启蒙教育、生活知识的来源、思想传播的途径等构成和影响。“一般知识和思想”，作为一个时代中广受认可的，和社会运转、发展息息相关的，通过各种方式代代延续和变化的知识和思想，构成的是指导生产活动的最简明而直接的思想，是对这个世界最有效的理解方式。它解释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现象，指导着人们的行动，是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生活的规则和理由。“一般知识和思想”是“日用而不知”的，它缓慢地运动着，而不像“精英的思想”一般激烈地变化；它与物质世界息息相关，蕴含在大量的史料中，而“精英的思想”却往往与历史发展脱节。它是直接的，而“精英的思想”在历史中成为了间接。

这部以“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组成的思想史，展示的正是历史舞台本身，而不是活跃于其上的一个个人物、事件。

而思想史的连续性，是令我格外注意的问题。

以往接触过的与思想史相关的知识，往往给我一种断续的感觉，然而作为对社会运转有指导作用的“思想”，它应该是连续的、绵延不断的。并不仅仅是过去固有的思想资源对后代的思想产生一些“影响”，而是这些固有的思想资源本身被不断地诠释，不断融合新的内容而发展，“过去的思想”在思想发展中起的并不是辅助作用，它们就是思想发展的主体。

在《导论》中也能充分体会到这一点。当人们需要理解新的世界、新的知识时，人们往往会回溯过去的思想，从中得到一些解答。例如，在晚清“科学”“民主”兴起时，人们想到的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孟子的“民为贵”等。当西方的语言传入时，人们需要从我们原有的语言中去寻找对应或近似的词汇去翻译它，固有思想资源便被新事物唤起了。因此新的知识、思想，往往和以往固有的思想资源产生联系，尽管它们之间的关联可能是有偏差的。在被翻译和阐释的过程中，新的思想被逐渐本土化，两种思想相互融合，意义发生偏移，“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这便是思想的延续过程。

这种变化同时也可以从古代的思想发展中见到。例如佛教，在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社会中，佛教的许多主张与孔孟之道相去甚远，是受到抵触的。例如佛教空无的思想，“无往而生心”的观点，与主张 “不知生，焉知死”的、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幸福的儒学思想就是相悖的，而释迦摩尼抛妻弃子等故事，也会受到中国社会传统伦理的抵触。然而，随着社会动荡，面对现实，儒家确立的许多观点在社会上产生了动摇，而佛教却作为一种精神寄托而传播开来。当时社会的社会风尚和人们心中的虚无思想，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然而佛教与本土哲学仍然是对立的，当势力较弱的外来思想传入时，如果它与本土思想对立，那么只能被清除或妥协于本土思想。佛教则是选择妥协的那一类。在汉代刘向《神仙传》里，就说有七十四人在佛经上可以看见，又说“唯圣化无方，不以人天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万品齐悟，岂以夷夏而为隔哉”等。可以看出佛教极力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渊源，不管这种做法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成功，至少佛教在中国成功地发展下来。而从祈福禳星等来看，佛教也开始向中国伦理靠拢。这些都说明，佛教在改造自身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社会。当新的思想出现时，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嫁接于旧思想的主干上，这一点，在思想的历史中随处可见。这便是思想史的延续性。

▲述职报告之家高能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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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认为作者的另辟蹊径，是一次非常独特、而且（至少在我眼中）较为成功的视角转换。从《导论》中，我寻找到了许多共鸣。从现代社会来看，有许多站在比较高水平的思想和理论，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会接触到、或是被曲解的。比如说，当我们的时代也成为历史，未来的人研究现代的女性地位时，现存的大量有关女性主义的理论书籍，对他们的研究，几乎没有帮助。再以此类比一下，古人或许也和我们一样，写的东西和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一个时代的精英思想对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引导推动作用，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一定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我认为，如作者这般的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去除了“阐释”这个媒介，通过无意识地陈列着的史料来还原历史本相，对我们研究历史和思考一般问题都很有启发。研究历史时，是否应该通过深入了解作者的方法论，我更是获得了审视这个世界的全新视点，和用新的眼光、尺度去考量事物的能力。

然而我认为，这种写法并不是研究和展现思想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读完《导论》后，本来抱着崇高的敬意，准备膜拜这部著作的我，在读到后面的正文，便感到并不是很尽兴。《导论》中的问题意识，对这部著作的具体写作提供的帮助，似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不过这或许是因为以一人的力量写一部通史是本身就是比较费力的事情，也或许是作者在“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写法还在探索中。而且在我看来，这部著作并没有完全超脱于精英的思想史，从器物、礼制等方面来发现一个更基础，更大众的思想史。但通观全书之后，发现其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困难。这可能也是受客观条件所限，相关的史料并不充足，还是要依靠士大夫阶层的一些著作来推测。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问：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对历史的绝对还原，那我们这样做的意义又在于什么呢？

我认为，研究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让这些历史事实给当今社会以训诫，给社会的有识之士以引导。从这个角度看，“精英的思想史”，能为士阶层带来提升，它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味地追求“证史”，就会忽视历史原本的重要作用。如果两种思想史可以相互验证和补充，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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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新动态

—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五届年会综述

李维林 周琳琳

摘要：本文根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和代表提供的论文及研讨情况，综合阐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及齐鲁文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发展新动态及特色。计量分析、学科交叉、中西比较等分析方法拓展深化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与内容，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至2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全国近50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此次年会。本届年会共收录论文64篇，其中古代部分16篇，近代部分27篇，现代部分11篇，综合类部分10篇，共计70余万字。与会代表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新中国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展开深入研究。会议总结了上届年会以来学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并就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优秀学术成果进行了表彰，同时进行了换届选举。

山东大学校领导曹升元总会计师致欢迎辞，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董志凯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唐任伍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常务副院长胡金焱教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就十四届年会以来的学会事务及学科发展情况做了工作报告。随后，大会根据安排，进行了热烈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

一、增补改选理事会成员，表彰优秀学术成果

本次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就年会理事会进行增补改选。根据学会规则，经全体表决通过，唐任伍教授当选会长，增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程霖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曹旭华教授、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为 1

212 李维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

周琳琳，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学会副会长。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补了部分常务理事和理事。本届年会还进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七届优秀科研成果的评奖和颁奖活动，共评出著作类一等奖2名，二等奖2名；论文类一等奖4名，二等奖3名，以鼓励学会成员积极深入研究，推动学科进一步繁荣发展。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扩展充实

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内容和领域有新的扩展

一些学者尝试从新颖的视角研究传统经济思想问题，以其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展示当时的社会思潮及经济思想，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本学科研究的视野和增长点，丰富和充实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齐海鹏教授在论文《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中，阐述了陆贽“以人为本”的财政、赋税思想，并对其“足食先备灾”的思想、关于财政管理和调控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董平均教授在读《史记·货殖列传》后，撰写了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从燕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原因，繁荣的工商业活动、四通八达的交通等方面阐释了燕都蓟城成为北方各民族经济交流中心的原因。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海英教授在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初稿）》中，站在经济思想史的角度，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三方面挖掘了方志中丰富的思想史、社会学资料价值。

（二）研究方法注重中外对比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不能简单的由外国舶来经济思想所代替，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思想的特殊形成原因和实践成果，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岳翔宇在论文《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十七世纪法国“气候变冷——阿吉尔贝尔重农理论”做了比较，创新性的分析了气候与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通过特殊时期情景分析，得出了天灾与政府作为、政策批判（重农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华勇在论文《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追溯了宋代纸币的产生及其准备金思想，通过比较中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的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上的差异。

（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力求古为今用

研读本届年会收录的诸多论文可以发现，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注重发现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服务功能，将课题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问题相结合，“求教于方家”，力求古今融通、古为今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玉峰教授在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中，指出古代“重粮贵粟”思想和制度，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粮食增产，维护国家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并结合我国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探析了古代粮食储备、粮价调控、粮食赈济等思想和政策的现实借鉴和指导意义。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周宇副教授在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中，站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视域内观察，充分肯定了“轻重”学说在理解市场机制，矫治市场弊端方面的意义。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论文《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中，研究了农村公共供给经济思想的政策价值、价值逆转的事实及内在根源，建议政府摒弃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工具理性思维，接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价值理性，走出农村公共品供给低效的困境。类似的论文还有《荀子思想对现代金融监管的启示》、《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边东平）。

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拓展不断深化

此次年会，中国近代思想史提供的论文较多，共有27篇。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内容主要以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为主，同时，专题研究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中西结合，对比分析。

（一）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有新的拓展与深化

一些学者以历史人物或学派思想为线索，对近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理财家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梳理，从而使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有了新的拓展与深化。海南大学三亚学院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室王毅武教授在论文《论孙中山与中国近代经济理论》中，研究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基本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肯定了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在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中，梳理和评价了杨荫溥的通货膨胀思想及其相关政策主张。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论文《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中，对李锐在直接税体系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其直接税制开创者的地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研究生熊维刚、吕麒在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中，从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国家经济与地方经济、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对刘大均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刘婧宇在论文《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中，考察了彭迪先的货币思想和政策建议。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于秋华教授在论文《

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从中反思其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的有益启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李俊在论文《魏源的经济思想》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经济思想的背景、新观点、新问题进行了概括说明，并评价了其对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影响。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的蔡志新、周建华在论文《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中，对徐锡麟的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做了总结和评价。浙江科技学院的喻梅在论文《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中，从加强政府惩戒违规注册会计师、提高入行门槛、提升职业道德、放松监管行业公会四个方面研究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文《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中，以当时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分析了其以民生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建设思想及现实借鉴意义。

（二）专题性经济思想研究有进一步发展

学者们通过对经济思想专题的研究，将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发展脉络进行总结分析，旨在增强读者对某专题的系统性理解。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博士生缪德刚在论文《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兼论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中，阐释了中国近代农村土地金融思想产生的经济环境、制度基础和实施绩效，并分析了土地金融思想对于土地构建的动态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博士生饶丹雪在论文《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中，重点描述了民国时期不同时期的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并肯定了这些具有阶段性时代特色的保险思想时代性理论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陈瑞在论文《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中，考察了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力图证明国货运动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重要因素。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璇博士在其论文《中国经济研究所的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中全面系统的分析了《经济评论》的期刊创办情况及内容，进一步挖掘期刊的学术贡献、社会影响及现实启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熊金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中，总结概括了民国时期的地价税研究、地价税法律体系，结合上海的地价税征收实践对当时的地价税进行了定位和评价。南京审计大学的夏寒、蒋大鸣在论文《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中对北洋政府时期的事前审计制度进行了考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马长伟在论文《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分析总结了晚清时期、南京临时政法时期和北洋时期纸币发行的经验教训。

（三）文献综述类研究不断加强

在本届年会中，有些学者通过对近代经济思想史进行了总体文献回顾，总结了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理清了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展望了其未来发展趋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研究对象的文献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及文献校勘的正确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叶世昌教授撰写了论文《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通过研究晚清经济思想史，对郑观应自述的《救时揭要》、《易言》的出版时间、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的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辨误；对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的写作时间和文字、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的撰写年份进行了去伪存真的研究，并论证了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建议办银行的自述并非真实历史。这些分析界定，这对于研究者做出正确、恰当的评述十分重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严清华教授、博士生李詹在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探寻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万红先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中，以胡寄窗等学者的名篇著作为考察对象，通过作品来把握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王经纬在论文《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评述》中，统计分析了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从青年学子视角管窥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这些综述研究不仅是对本领域已获得成果的总结，也有利于已有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发挥更好的基础作用。

四、新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理论性和现实性有所增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断推移，范围进一步拓展，时限不断延伸。在现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学者结合当代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导向和政策实践，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深化。

（一）思想研究更加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在论文《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评述》中深刻分析了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和工业化腾飞现象，认为应该理性、客观的认识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区别。西南财经大学刘方健教授在论文《“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价》中着重分析了“以粮为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史局限性，结合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背景，支持我们应该深彻转变这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以现代化农业支撑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历史重任。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教师邓强在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中，从中国的产业结构研究思想入手，分析了马克思、XXX和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与理论，说明了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的演进路径。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在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中，阐述了恽代英一系列经济思想，并肯定了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二）政策研究更为细密

对新中国经济思想的政策研究重在探讨经济思想的政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看待经济思想，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检验经济思想，有助于提高经济思想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孙大权副教授在论文《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对翁文灏的赶超工业化道路和马寅初的均衡发展道路进行比较分析，充分肯定了马寅初包括比较优势原则在内对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陈东教授在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中，考察了“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理财原则在中西方的运用，认为随着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多样化，不能片面强调“量入为出”，要考虑“量出为入”的可行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瞿商教授、郭旭红博士在论文《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中，总结叙述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上的三次大转变及其重要意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张明在论文《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中，探讨了解放初期民营企业的集体合同制度问题，并从理论依据和经验依据上证明了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彭聪、吴传清教授在论文《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中，探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并作出客观评价。

五、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齐鲁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齐鲁文化的国内外交流有了长足发展，所以，研究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和国际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届年会上，与会学者就齐鲁文化展开了细致梳理和分析，就齐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和思想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讨论，形成了众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赵梦涵教授、李维林副教授在论文《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中，界定了齐鲁文化的内涵和基本构成，详述了齐鲁文化两大主流学派儒学与管学经济思想的变迁、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当代的借鉴意义，并且对比阐明了鲁文化与齐文化经济思想的异同点，进而结合历史与现实，分析了齐鲁文化能够走向世界的成因。文章最大的亮点是从齐鲁文化的地域空间和思想基础方面提出并论证了周公是齐鲁文化先驱者和奠基者的论断；而且作者这种前后比较、中外联系的内容表述和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推动了齐鲁文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齐鲁文化由齐文化和鲁文化组成，鲁文化以儒学、墨学和兵学为代表，齐文化以管学为核心。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进行了研究分析，如浙江科技学院经管学院曹旭华教授的论文《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的论文《“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南京大学商学院蔡一教授的论文《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等。同时，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朱德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也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个方面总结概述了鲁文化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涛教授在论文《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中，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于上海民族企业家创业成功中所起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郑小娟副教授在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中，分析了贾儒相通对于徽州人从商道路的影响，这充分证明了齐鲁文化本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

六、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尝试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麦茹博士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中认为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借鉴吸收各种合适的研究方法，并肯定了计量学、统计学方法在研究历代灾荒和赈灾思想上的实用性，她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中指出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的应用丰富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一）中西交融

中外比较研究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呈现欣欣向荣之势。研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的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可知，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者就倡导开展中外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而且其研究视角更加注重中西交融和相互影响，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西方国家现代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邹进文教授的《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详述了中国近代对Economy、Economic中译名的演进过程，其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当时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有关。代表性的论文还有《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程霖、岳翔宇）、《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张申）、《中西方货币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何业嘉）等。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西方重要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概括，如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岳清唐博士在论文《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

思想》中，回顾了报酬递增思想的渊源和继承发展脉络；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郝延伟在论文《关于“大萧条”研究的文献梳理》中对大萧条的理论价值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梳理。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论文《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中，对二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从土地改革的领导者思想起源及其生平介绍、土地改革法及执行机制、土地改革对于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效用评价等方面展开论述。

（二）计量研究方法

在本届年会所收录的论文中，一个重要的亮点是学者们对经济思想史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学科结合、方法创新，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大放异彩。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部James Kai-singKun、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马驰骋博士在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中运用计量模型量化分析了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的激发作用，而儒家文化则起到一定的削弱作用。其最大的贡献是用典型的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儒家文化对经济冲击的缓解作用，这极大地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的科研视野，让我们所熟悉的内容因参照物的改变而有了更为深刻、更加丰富的内涵。这是学科交叉研究的有机融合和有益尝试，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同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个模型及其解释》中，也通过构建模型并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解释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孙圣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晓鸥博士在论文《历史计量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沟通、合作与机遇》中，呼吁史学研究要和经济学方法相结合，兼容并包，相互补充，顺应时代的召唤，抓住发展机遇，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模型化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

此外，本届年会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深入，出现了一些前瞻性、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的认识，增强了其解释现实的能力，为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前进动力。聂志红在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中，理清了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逻辑线索，阐释了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朱成全教授、博士生王智莉在论文《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双重视野》中，反思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赵亚明在论文《基于分工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评述》中，对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讨。

从本届年会丰富的学术观点和创新的研究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未来 的发展路径将越来越宽。其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呈现出百家争鸣之态势；来自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交流探讨，形成兼容并包、学科融合的情形；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有益尝试拓宽研究思路和视野，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融入国际学术主流。

A Summarizat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Li weilin Zhou linlin(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topics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it also comprehensively illustrates the main topics: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Qilu Culture.The methods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have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n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ainstream.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the 15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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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思想史心得体会 ⍟

新疆是中国的边疆之地，位于西北大漠中的一个狭长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文明和西域文明的交汇之地。通过学习新疆地方史，我对这个神奇的地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新疆地方史让我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熏陶。新疆地处中亚的十字路口，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带，涌入了众多的民族和文化。早在汉代，汉朝就向西域派遣使节，开展了长期的交流与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域的民族和文化不断融入了新疆的发展进程，形成了独特又多元的文化景观。在新疆地方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回、维、哈萨克、维吾尔、塔吉克等多个民族，他们各自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种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让我感受到了宽容和包容的力量，也让我深入体会到了文化的丰富和多样性。

新疆地方史让我领略到了疆域辽阔的壮丽景观。新疆地域辽阔，拥有广袤的草原、雄伟的山脉和壮丽的沙漠，每一个地方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在新疆地方史的学习中，我了解到了天山山脉的壮丽，塔里木盆地的雄伟以及库鲁克塔格沙漠的辽阔。这些独特的地理景观，不仅塑造了新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成为了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柱。我相信，只有亲身体验这些壮丽景观，才能真正感受到新疆的魅力。

新疆地方史让我认识到了新疆的文化遗产的丰富。作为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的交汇之地，新疆留有许多独特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无论是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还是千年古城喀什噶尔的各式建筑，都展示了新疆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新疆地方史的学习中，我对这些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意识到了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新疆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宝库，我们应该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

新疆地方史让我深入认识到了新疆的发展与挑战。新疆作为中国的边疆之地，历史上一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地。由于地理位置边远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新疆也面临着许多发展的挑战，如民族融合问题、恐怖主义的滋生等。通过学习新疆地方史，我了解到了历史上和当下新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只有深入了解和尊重新疆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通过学习新疆地方史，我对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新疆地处边陲，却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壮丽秀丽的自然景观。新疆的文化遗产和多元民族的共存共荣，让我感受到了人类文明的伟大和多样性。同时，新疆的发展挑战也让我认识到了新疆所面临的困境和任务。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深感责任和使命，要为新疆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努力实现民族团结、繁荣富强的美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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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出丑。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很多理论主张这个，主张那个。有的主张从人的主观世界去改造人类社会；有的主张从宗教、德育、美育的角度去创造人类美好的生活；有的主张改良，走第三条道路；有的主张自治；有的提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还有的寄希望于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突然发慈悲，放弃压迫，放弃剥削。

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些主张或者因为失之于偏颇，或者因为本身就错了，在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中，都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主观热情改变不了世界；空想主义只是痴人说梦；改良主义者也是小打小敲，于事无补；小资产阶级只关心自己的私利，永远不会站在时代潮头引领大众前进；无政府主义者更是一种笑谈；虚无主义者一辈子都不会直面现实。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只有革命，只有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

真理只有放在历史的长河、实践的熔炉去锻造，去检验，才能证明其真理性。马列主义一经传入中国，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创造出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正是这种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指引着贫穷落后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历史的经验不容忘却。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我更加明白了马列主义这个颠簸不破、百折不挠的真理，更坚定了跟党走、跟着真理走的决心、信心，时时处处用真理的力量，烛照自己前行的轨迹。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发展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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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数学史对每一位数学工作者来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我们以后要从事数学知识的传播的人。我认为学习数学史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每一门科学都有其发展的历史，作为历史上的科学，既有其历史性又有其现实性。数学科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与自然科学相比，数学更是积累性科学，其概念和方法更具有延续性，比如古代文明中形成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四则运算法则，科学史的现实性还表现在为我们今日的科学研究提供经验教训和历史借鉴，以使我们明确科学研究的方向以少走弯路或错路。多了解一些数学史知识，同时，总结我国数学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当今数学发展不无益处。

二、“数学不仅是一种方法、一门艺术或一种语言，数学更主要是一门有着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艺术家十分有用，同时影响着政治家和神学家的学说”。数学已经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是形成现代文化的主要力量。因而数学史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的人类文化史，又是人类文明史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历史学家通过数学这面镜子，了解古代其他主要文化的特征与价值取向。

三、当我学习过数学史后，自然会有这样的感觉：数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与我们今日所学的数学教科书很不一致。我们今日中学所学的数学内容基本上属于17世纪微积分学以前的初等数学知识，而大学数学1

系学习的大部分内容则是17、18世纪的高等数学。这些数学教材已经过千锤百炼，是将历史上的数学材料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学习要求加以取舍编纂的知识体系，这样就必然舍弃了许多数学概念和方法形成的实际背景、知识背景、演化历程以及导致其演化的各种因素，因此仅凭数学教材的学习，难以获得数学的原貌和全景，同时忽视了那些被历史淘汰掉的但对现实科学或许有用的数学材料与方法，而弥补这方面不足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数学史的学习。通过对数学史的学习，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概念、方法和原理的理解与认识的深化。通过数学史学习，可以使数学系的学生在接受数学专业训练的同时，获得人文科学方面的修养，文科或其它专业的学生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可以了解数学概貌，获得数理方面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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