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生育的社会读后感（实用15篇）

第二章双系抚育。在第一章“人为什么生孩子”的基础上说明“人为什么养孩子和怎么养孩子”。生理养育是单向的，但社会养育的双线性不能用有性生殖来解释，因为社会结构是基于性别的。

儿童需要全面、长期的教育，这需要性别合作。小群体责任原则决定了男女的基本单位，即婚姻。

第二章，双系抚育本章接续上一章个人生活的健全必须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但是人的死亡又威胁着社会结构的完整，所以人类必须为后面的工作做准备，即生育中的“育”。日常生活中，我们见到的抚育都是由父母双方进行的，于是，我们自然而然的认为，抚育孩子是父母的责任，如果没有法律道德做限制，那也是本能。在这里，费老为我们纠正了这个观点。养育有单亲性，因为后代从一开始就在母亲体内受孕，所以不能用性关系来解释。

费老从不同的视角下为我们解释了这个问题，整个社会因为性别不同而分工，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加起来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配成夫妇、组成家庭。一个孩子需要男女之间的分工合合作来养育和抚养的原因是，孩子依靠父母的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一切。所以双系抚育必须要有一男一女分工合作完成。

第二章双系抚育，即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研究，同时又指出了社会性的意义。生育制度以父母为中心的形式，现在仍然很普遍，这也就使得在抚育子女的时候，必须是父母双方共同参与的一个抚育过程，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作为父本在生理上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生殖细胞，而作为母本却承担着更多的抚育功能，费老称之为生理抚育的单系性，这正是这点使得人类双系对于子女的态度上是没有生理上的同等情感，也缺乏一种生物本性的保障。但是类人又不同于一般性的生活，所承载着更多的社会意义，所以如何由单系的生理给养转变成为双系的社会教养，也为了此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对子女的责任感是由世系观念维系的，世系观念成为情感和社会联系的基础。人类的情感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培养的结果，所以父亲对子女的关爱主要是从情感和社会意识出发的。也正因为生理抚育的单系性，所以在性别构成的社会中，产生了不同的分工合作，同时说明了男女结合的需要，然后以抚育子女为男女结合的产物，读后感《生育制度读后感》。

抚育作用使男女长期结合成夫妇是出于人类抚育作用的两个特征，一是孩子需要全盘的生活教育，二是这教育的过程相当漫长。这也就造成了抚育作用在生理基础以外的双系抚育的必要性，但是双系性没有生物本性作为保障，于是确立抚育的文化手段就是婚姻了。

第三章婚姻的确立。为什么有婚姻。为了运行新城的代谢结构，必须在孩子出生前成立照顾小组。这个群体就是婚姻。

婚姻关系和两性关系无绝对联系。有生物性的父母和社会性的父母。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加起来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即组成夫妇。

婚姻不是私事。择偶严格按照社会规范进行。婚姻程续的功能是将婚姻关系从性关系扩展到涉及多人的复杂社会关系，从而维持夫妻之间的长期关系，养育子女。法律、经济关系、宗教、婚礼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章婚姻的建立，上一章已经讲到婚姻是完成种族延续的一个可能，在婚姻中能够保证双系抚育的实现。男女共同抚养子女的责任是婚姻。费老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婚姻的定义。

同时费老还说婚姻里结成的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发生的。这表明了另一点，只有有丈夫的妇女才有权生育。虽然这似乎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单身母亲在人群中生存的压力很大。

婚姻与生育的关系重于与两性的关系。在这一节中，fergus指的是亲生父母和社会父母两种不同的定义。婚姻的目的是决定社会的父亲，而生身父亲的决定是次要的。

关于这个内容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讨论到。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双系抚育并不是直接从两性生殖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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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演化的结果。在这种关系中，婚姻似乎不是一件私事。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

单靠性的冲动和儿女的私情是并不足以建立长久合作抚育子女的关系来的。由此而建立的一种所谓的婚姻买卖性质：把个人的婚姻关系，扩大成由很多人负责的事，同时使婚姻关系从个人间的感情的爱好扩大为各种复杂的社会联系。

其中最受注意的就是就是经济性质的相互服务或者相互送礼，而且这些义务时常推及当事者意外的人。这些思想也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人际关系。在描述婚姻的意义时，他提到婚姻具有宗教意义。

这点在家庭的功能中出现类似的表述。婚恋宗教的意义主要是指社会建立法律，防止行为失范，同时将其他经济关系延伸到婚姻关系中，扩大对婚姻关系负责的群体，从而强化夫妻关系。

第三章是婚姻的确立。男女照顾子女的责任是婚姻。费老对婚姻的定义做了简单明了的解释，他还说，婚姻中形成的夫妻关系是从亲子关系开始的。这也说明，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孩子会得到认可，应该由社会上最小的群体，即夫妻共同抚养。

婚姻与生育的关系重于与两性的关系，费老提到了生物性的父母和社会性的父母，也说明了婚姻与生育的关系重于与两性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观点的是费老认为婚姻的目的是在确定社会性的父亲，对于生物性父亲的确定倒还属于次要，读后感《生育制度读后感》。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的双系繁殖不是有性生殖直接进化的结果。

在这种关系中，婚姻似乎不是一件私事。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单靠性的冲动和儿女的私情是并不足以建立长久合作抚育子女的关系来的。

由此而建立的一种所谓的婚姻买卖性质：把个人的婚姻关系，扩大成由很多人负责的事，同时使婚姻关系从个人间的感情的爱好扩大为各种复杂的社会联系。在描述婚姻的意义时，他提到婚姻具有宗教意义。

这点在家庭的功能中出现类似的表述。婚姻获得宗教的意义主要是指：“社会立下法律来防止越出规范的行为，同时将其他经济关系扥渗入婚姻关系中，并且扩大向婚姻关系负责的团体，这样使夫妻的联系加强。

”第六章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家庭结构。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建立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即父母子三角，这也是生育制度的基本结构。

所以孩子是夫妇关系完成、独立家庭建立和稳定的条件。多婚制是三角形的变相。

第六章社会结构的基本三角，在这一章里面，首先讲到的是数理上的假设，那就是三角型的稳固性，接而引申到婚姻结构中的三角，那就是由共同情操所结合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婚姻的意义就在建立这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夫妇不只是男女件的两性关系，而且是共同向女儿负责的合作关系。

结婚若只是指两性的享受，这种关系是不易维持，可是结婚却开启了另一种感情生活的序幕，孩子出生为夫妇两人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工作，一个共同的希望，一片共同的前途。孩子不但是夫妻生物上的结合，同时也是夫妇性格上结合的媒介，从孩子在夫妇关系上的创造性，而对于三角形的完成则是孩子的出生。由此也可以推断稳定夫妇关系的是亲子关系。

在中国，一般所谓家庭常指比较父母子构成的基本团体为大。更广大的大家庭也是以父母子构成的基本团体为其核心。（婚姻进化阶段说，摩尔根《古代社会》）婚姻方式、抚育方式都会依据生活程度情况来断定。

在以往的婚姻形式中，会有多婚制出现，但是并不是多角，仍然是三角形，只不过是由多个三角形组成而异。在本章中，多妻制和媵妾制，都有一妻作为主导，其他作为次级地位的女性，媵妾只是供所属男子的人生满足，多妻制中，丈夫其实更多作为多个父母子三角的顶点。多夫制也只是在女性确定生育之后，稳固三角形态，且不一定是生物性的父亲。

婚姻是个人间的契约，不是集合性的契约，非但一男一女的结合是正常的及最普遍的婚姻方式，即使有多男一女或多女一男的结合，也没有脱离这个别性契约的基础。

第八章父母的权力。亲子关系。社会规则和人类本性并不时常相合。为了将孩子从生物人

培养成社会人就要强制他适应社会文化和规则。抚育作用的两部分是给孩子生理上的需要和社会上的需要，这需要父母的分工。于是有严父慈母或严母慈父。

在书中讲述关于父母权力的章节时，讲到了严父慈母，也就是父母双方角色的问题，关于这些，我有一些感受和想法。父母双方对于孩子的抚养都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而且最好的方式是双方的角色是互补的，这样才能更加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以及性格的完善。费孝通也在书中说到男女分工体系中，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两性分工是形成双性抚育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的，父母在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不同来自于社会建构。

通常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并非是家庭常态，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庭应该是每个人所做的是符合自己意愿的，并且是双方互补的最优产物，这样的发展才是常态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家庭，所有父母都能对子女抚育问题有清晰理性的把我，在或多或少上是存在一定偏差的。但是家庭抚育是与生俱来的，更加是一种众生相伴的特殊教育，它是循序渐进的，并不能为其它的方式所取代，它也将是我们一生中所扮演角色中特殊而重要的。

第八章父母的权利，家庭的三角结构是从生理基础上形成的，但并不是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弗洛伊德把这种冲突称为俄狄浦斯情结或埃勒克特拉情结，其实也是一种在家庭三角内的权利争斗。这只不过是弗洛伊德的一点假设。

但是在现实中，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以生理上的天赋和机能来组成一个生活团体，且社会规则和人类本性并不是时常相合的。人类的集体生活不能全由本能来完成，而得求之于习惯，社会***养成抚育作用的主要事务。为了使子女适合社会生活的需要、符合社会规则，父辈会采取一定的手段来约束子女。

而这种手段就是家庭的权利，权利是社会控制个人的力量，它发生在人类本性和集体生活的不相谋和处，生物和社会的矛盾场合下，权利的**固然是社会的，但是社会不能直接来约束人，它还得借助人来实现。在一个抚育父母责任的社会中，父母就得代表社会来征服孩子不合社会的本性，因之生物和社会的冲突，转而为施教者与被教者之间的冲突，再而化为亲子间的冲突。而这种亲子间的冲突，在分工的时候，似乎已经注定了这种冲突的角色扮演，严父和慈母。

抚育作用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给孩子生理上的需要，一个是给孩子社会上的需要。而社会***养成会引起不愉快的感情，所以父母在其中一方面要满足亲子间的需要，一方面要纠正其习惯。就这样，父母分工为严父和慈母，但是又不是截然能分开的，除了生理性的抚育由母系完成而外，更多的都是两者共同参与的过程。

纵观社会发展，现代社会基本上都是一种父权制的社会，此之前是否出现母权制的社会形态呢？在所实地观察的母权形式中却是一种舅权，更多说法是父母同样负责子女的情感，约束子女的是部落的法律和权威制度，执行代表的是母舅，即使在父权社会中，仍然会有很多事情由母舅来执行父亲难为的事。

第九章世代的隔膜，自己烦恼的原因是我们心中有着两个自我在纠缠，理想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子女则是父母理想与现实冲突之后，“再来一次”的重生愿望。在父母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这部分在时间却是后来的，有着另外一个起始。

自己的不幸不希望重演于子女身上。小心提防使自己的不幸的遭遇不致在他第二次生命中重现。在父母眼中，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重生机会。

把理想自我转渡到孩子身上，固然有放卸责任的危险，但是相当的范围之内，也正是抚育作用所需要的。其实这也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在生物性的基础之上互相更为有力的联系。帕克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把人看成自己的工具，一种是把人看成同样具有意识和人格的对手。

前者称之为共生，后者为契洽。子方对于亲方最初的是一种生理的联系，接着是一种共生的联系，最后才发生契洽的关系。亲子的联系最终目的其实是在解决生物断隔和社会绵续的矛盾。

社会标准多变，社会上并没有绝对的价值，正因为如此父母对子女的要求是不断变化的，是基于理想的变迁。亲子之间因为隔着一代的时间，他们很有可能接触着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发生理想的差别。

第十章社会性的断乳。家庭是暂时的团体。因为抚育又一定时限，抚育的目的是结束抚育。三角团体在生活合作中养成了团结的力量，但三角形的破裂是它功能的完成，亲子联系的切

断就是社会性的断乳。因为亲子间温存的留恋和缺乏转变，孩子的社会性断乳会出现心理跟不上生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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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社会》集中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领域（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和收入分配）改革的60多篇评论文章。

这些文章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十年以来的社会变迁（200120xx），尤其是最近三四年的各种比较突出、意义重大的社会改革课题。为此作者把文章整理成八个章节，分别关注改革模式、房地产、中产阶层、社会抗议、社会矛盾与暴力、思想道德、收入分配和教育改革等八个方面的问题。

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道理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在作者看来，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固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经济主义的国家战略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分化甚至解体，群体之间关系高度紧张。种种危机如果再不由以社会均衡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加以纠正，社会必将暴力化，国家将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会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作者高声呼吁保卫社会，呼吁国家建立公正的社会基本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让社会成员共享改革的成果，并对涉及社会改革的各个重要、紧迫的问题提出了睿智、冷静、独到的建设性思想。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个改革模式的问题。前一个时期，中国政府优先经济建设，着眼国民经济的规模和效率，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历史性持续增长。但过度的、单一的强调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往往是以破坏社会基础为代价的。这就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最后反过来拖累经济增长，以致形成一种发展不可持续的局面。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改革模式的转变，改革目的必须从追求增长转移到制度建设，改革重点必须从经济改革向社会改革转移。

谈起中国的总体社会转型，房地产及其相关土地和分配问题无疑是利益最复杂、问题最突出、矛盾最尖锐、民怨最集中的一块。那么房地产改革也就成为社会改革的最大项目。追本溯源，房地产问题的根源在于旧体制的设计只看到其财政和经济意义，而无视其更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核心议程，就是要肯定居民的住房权，建立起与商品房市场平行的公共住房市场。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人民的居住权确立下来了，中国才能建立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上能持久的住房体制。

一个与房地产相关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众所周知，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变，但变化的方向很难确定。一方面城市化和产业化催生了一大批城市中产阶层，他们无疑将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但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社会福利、保险和保障体系的缺失，使中国的中产阶层无时不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更严重的，刚刚迈入历史舞台的80后和90后，已经明显感觉到权力和资本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中产阶层的形成渠道在缩小。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均和分配体系的不公。短短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以下蹿升到了0。50左右，位列亚洲收入差距最大经济体之列。经济发展的成就并没有比较普遍和均匀地惠及整个社会。

收入分配的恶化和中产阶层的窘境都意味着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正在动摇。与此相伴出现的，还有整个社会层面的信任危机和社会意识的分裂。面对这样一种趋势，中国政治必须做出必要的改革，制止权力和资本对中产阶层和收入分配公平的侵蚀。其中最重要的调整，就是要逐步降低权力对要素和资本市场的垄断，废除权力阶层的某些经济特权，并且放宽对社会成员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组织能力的束缚。换句话说，当社会变成绝对的弱者，权力必须保护社会；而权力自觉保护社会的办法，就是让它重新嵌入社会当中，而不是高高在上，靠垄断维持其地位。很简单，如果垄断国企也必须接受市场和法律制约，如果政府的官员和公务员都必须面对社会成员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社会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利益表达和规则制定，如果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那么，整个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就必然会更加理性，社会结构的失衡局面也自然能够得到缓解。这种改革可能会触动许多既得利益，但它却能触及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即权力和资本的垄断。

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上升，有时表现为社会抗议，有时表现为暴力行为。这两种社会现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总体上看，我觉得社会抗议本身（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转轨，这方面的冲突我们不必太过担心。人们现在有更多的方式，更大的动力，以更低的成本的组织抗议活动。在全球化时代，任何社会都面临这种情况，是社会自我疏解压力的一种机制。

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长趋势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中又以暴力的蔓延为甚。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的抗议，出自于我们体制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这样的抗争需要通过政治转型（包括行政与司法改革）来解决。换句话说，要能够内化利益冲突，让不同利益通过更合法通畅的渠道参与政策制定和监督，并且让利益冲突处理步入法制的轨道，从而在源头上消化大部分抗争。

当今社会的许多结构型问题又进一步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从大方面来说，中国确实缺少一种全社会认同的主流价值。软力量不足、宗教力量崛起、思想危机以及社会信任问题，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大问题，是要促成一套新的主流价值体系。人本主义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其内涵和外延都需要优化充实。

同样，我特别在专栏中关注了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高等教育和房地产在我这本书中都具有特殊价值，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社会经济矛盾最突出、最亟待改革的领域。高教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体系，其改革尤其关键。中国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低产出已经是社会公认的问题。这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匹配，而且也无助于中国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高等教育的首要问题，还是决策、考核与管理体制的官僚化。这与高校作为一个教育与学术共同体，特别应该强调专业精神这一点完全相悖。应该说，例如合并扩张、创新能力、评价机制等许多方面问题都是这一个问题引发的。所以，高校的去行政化和教育自治的确立应该是未来高教改革的方向。

一、政府应该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先于经济发展的基本职责，加快职能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适当淡化，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抓经济建设，而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经济环境比较成熟之后，政府就有条件实现转型，发展经济的大部分职能可以由市场承担。而在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社会问题突出的形势，倒逼政府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社会建设上。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只能主要依靠政府解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包括维护公民在生存和发展、就业和创业、收入分配、人才选拔、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公平正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公平正义。政府应该向法制型、服务型、公正型政府转变，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从万能政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二、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软实力的提升，实现社会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把经济实力视为硬实力的话，则可把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建设的水平视为软实力。目前，我们在打造软实力方面明显滞后于发展硬实力。在国际上，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评价，更加注重软实力的水平。当前打造软实力我认为要突出抓好两个方面：一是增强制度竞争力，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变到修路搭桥，不断完善社会制度设计，健全体制机制，为社会建设提供长效保障。二是增强文化竞争力，尤其要促进形成既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又适应时代要求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

三、维护社会稳定要创新思路。只有先维权，才能后维稳，政府把重点回归到维护群众权益上，才可能换来社会长久稳定。要力戒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对待群体性事件要变高压为减压，变堵为疏，变新闻失声为新闻公开。政府必须学会与群众合理合法上访和平共处，保障群众和社会的诉求渠道畅通，并积极主动促进问题的解决。切实改进信访工作，建议取消信访考核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群众合理合法上访的权益，不然信访部门从利益冲动来说是抵触正常上访的；另一方面可以真正建立有限政府，引导群众和社会主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诉求问题，扭转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被动局面。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尤其是重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要及时公开，保障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知情权。

四、政府要善于做小事，杜绝假、大、空。当前，政府的工作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轨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行官员选拔制度使官员有为上级服务的利益冲动，而缺乏为群众服务的利益冲动，群众还难以影响官员的任免。因此政府容易滋生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的行为，并且习惯于把一切工作政治化、崇高化。民生无小事，唱不出高调或者政绩形象不突出的事情也应该重视解决，政府应勿以善小而不为，不仅要办大事，还要善于做小事，才能一点一滴地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五、政府诚信至关重要，自身建设亟待加强。目前群体性事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非直接利益者的大量卷入，其中不少参与了暴力恶性事件。关键就是政府的诚信出现问题，群众对立情绪强烈，一有风吹草动就寻衅滋事，即使对政府合情合理的做法也要抵触甚至对抗。因此，政府一定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廉政建设，树立诚信政府的形象，真正执政为民，坐言立行，取信于民。要象温家宝总理说的那样，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尽量减少政府工作的失误和不廉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新闻立法，保护和规范舆论监督。

六、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促进公民发展的作用，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有效弥补政府服务的不足。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作用，进一步规范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探索在村委会和村民小组之外建立农民自治组织，调动公民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加快工、青、妇的改革，共同构筑政府与社会的缓冲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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