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合集18篇)_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

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合集18篇)。

⬘ 近代历史经济思想总结 ⬘

很早就知道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但认真拜读则比较晚。原因无它，但凡中国人，读近代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缺乏一颗强大的心脏。一部血泪史啊，让人不忍卒读！

对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的阅读，我最大的感受是震撼和颠覆。

第一，高大上的历史经典原来可以这么短。这本书只有四章共5万字，第一章讲外患：两次鸦片战争，第二章讲内忧：太平天国运动，第三第四章讲为抵御侵略，先后出现的四个救国救民方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从整体看，一二两章为因，三四两章为果，从整体上探讨了近代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做的努力，病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不旧是不中用的。

第二；历史经典可以这么通俗好看。书中没有那么多晦涩难懂的引经据典，不拘泥与细节和过程，如一股清风扑面而来，让人毫无抗拒欣然接纳。又如同一个博学且通达的老先生在唠家常，寥寥数语就把历史迷雾中雾罩下的人物、事件明白透彻的点出，让人豁然开朗。如，讲到中西关系，蒋先生说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讲到洋务运动失败原因，他说 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分析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他则说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第三，原来早在1938年以近代化为线索对中国近代历史进行研究就出现了。要知道我们的普通中学教材编写和教学，直到近十年才大力提倡用近代化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之前的历史教学我们贯彻的主要是革命史观，强调阶级斗争，一味赞美人民暴力革命的伟大和正确。忍不住叹息，主流意识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让这样一本有思想力的书和我们失联长达近半个世纪。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蒋先生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常说当局者迷，而他则是站在时代当中写时代，对历史思考的深度和价值，在半个世纪过后仍让我们惊叹。历史果然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还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有待发现？

第四：眼光独到，对林则徐、琦善等进行了颠覆性的评价。如林则徐，至今我们的教科书中仍然赋予他民族英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称号。而蒋先生则指出真正的林则徐觉悟到中国的器物不如人，但他并不主张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而对那么被我们唾弃的琦善则比林则徐勇敢又担当，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这种反差可能不一定会被我们认可，但他无疑的启发了我们的思考。

当然，蒋先生的作品也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第四章的最后一部分很明显带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偏离了先前客观中立的立场。但，瑕不掩瑜，绝对对得起 近代史上的经典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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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荀子的生态经济思想及启迪的优秀论文,对正在写有关于荀子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摘要：荀子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等思想，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建立生态经济生产观，使人类社会发展指向生态向度;建立生态消费观，实现人类物质需求与生态需求的和谐。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生态环境恶化的理由也显露出来。人们在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同时，期盼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荀子的思想中所蕴涵的生态经济思想对当今发展生态经济、化解生态危机具有一定作用。

荀子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以“道”为根据的和谐平衡的有机系统，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道者，古今之正权也”，“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据、自然运转的规律、从古到今正确与否的衡量标准，制约着整个自然，并在自然的变化中体现出来。具体而言，“物类之起，必有所始”，任何种类的事物，都有其开端;“天地者，生之始也”，天地，就是生命的本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和地相合而万物产生，阴气和阳气相接而千变万化出现，所谓的自然界逐渐衍化而成。在这样的自然界中万物“同宇而异体”，虽然种类、存在方式不同，但同存于自然界，各自在自然的演化中，获得存活发展的关系场。人类也不例外，“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人由自然界造就并依托自然取得存活条件。当然，人因“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有血气的属类没有比人更聪明的了，这就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并且，人类社会“治乱非天也”、“治乱非时也”、“治乱非地也”，其兴衰也不是完全由天决定，人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天地相“参”，达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的目的。但荀子并没有滑向人定胜天的一面，而是指出“天行有常”，“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自然的运转有其客观规律性，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作为自然的一员，人不能脱离自然环境的制约，“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就是很好的例证。而出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现象的理由何在?“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不是人资质本性天生如此，而是他们适应了当地习俗的结果。那么，这里所谓的“习俗”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俗，谓土地所生习也”，由特定的生态环境所造就。荀子这些认识虽然直观而朴素，但隐含现代生态经济的自然观：“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游离于大自然之外的人”，人类社会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存在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自调节机制，无论如何都不能突破自然已经给人类设定的存活底线的约束，不可肆意妄为。

虽然荀子所处时代没有生态危机的出现，但他已认识到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两者相持而长”，即发展经济和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重的生态经济思想，指出应利用生态规律发展生产。

荀子注重“时禁”，即由国家制定政策、措施来保护自然资源。“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鰌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对于林业资源，禁止在“草木荣华滋硕”的发育成长期乱砍滥伐，只有在保护的基础上采伐利用，才可保证林业资源不会枯竭;对渔业资源，也要仔细规定禁捞期，避开各种鱼类的繁殖期，待其发育成熟后再去捕捞，而非竭泽而渔;至于农业生产，必须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件事都不应错过时机，五谷才能不断地生长，老百姓才有多余的粮食。之所以实行“时禁”，是因为“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即饲养适时，六畜就生育兴旺;砍伐种植适时，草木就繁殖茂盛，保证动植物顺应自然的季节变化生长规律，才能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这实际上是继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后，顺理成章地把人类的经济系统看作是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将经济看作环境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他主张经济运转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将合理开发和保护动植物资源结合起来，使生态保持动态平衡。这样就形成中国古代朴素的发展经济与资源利用有机结合的可持续生产观，与现今经济发展强调协调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相互关系的理念十分相近。

荀子的经济思想强调合理利用自然力，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推动经济发展，并提出许多具体措施：首先，发展农业生产，用地必须养地。要“刺屮殖谷，多粪肥田”，即注意铲除杂草，多施肥料，以保护土地和土壤的肥力从而改良土壤。因为“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农田多施肥且精耕细作，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上百倍地增长。反之，收获的谷物就连正常收成的一半也难以达到。其次，选用良种，因地制宜种植作物，“相高下，视肥境，序五种”，观察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肥沃与贫瘠，合理安排各种庄稼的种植季节。再次，注意水利的兴修及管理。“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即修理堤坝沟渠，让积水顺道而行，修筑水库，根据时节放水堵水，以保证耕地能“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即地势高的不会干旱，地势低的不会水涝。

不仅如此，荀子还认识到发展粮食生产不能孤立地进行，要同林业、牧业和渔业紧密结合，以充分利用地力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他提出“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割车，鼋鼍、鱼鳖、鰌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这实际上涉及农业的生产结构理由，更是一个生态平衡理由。荀子已经先见地认识到物质和能量是在农田、水产、家禽家畜、鸟类及其他生物之间交替循环运转的，只要这种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运转平衡，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与经济利益的持续化就统一起来，最终可以一方面“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即天地之间的所有物品，都可以为人类所用。另一方面“则万物皆得其宜”，即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经济发展相得益彰。荀子所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很有限。荀子这种可持续生产观并非出于保护自然环境的主观愿望，但却在客观上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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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以下简称骑楼街区)的保护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骑楼街区的保护和管理遵循“统一规划、科学管理、有效保护、分步实施、合理利用”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骑楼街区及其历史建筑、骑楼建筑、历史院落、其他建筑物及构筑物的保护、管理。

第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骑楼街区保护工作的领导,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骑楼街区的保护工作,将骑楼街区保护工作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

第五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规划部门)负责骑楼街区的规划管理工作,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文物部门)负责骑楼街区的保护、管理、监督工作。

发改、住建、土地、财政、公安、消防、工商、市容、市政、旅游、商务、环保、环卫、地名管理、交通管理等部门,应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协同做好骑楼街区保护的相关管理工作。

市政府设立海口市骑楼街区保护管理机构(简称市街区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市骑楼街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市政府授权的骑楼街区保护和综合整治项目业主单位负责骑楼街区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

第六条 加强骑楼街区保护资金的筹措工作,确保骑楼街区保护可持续地开展。保护资金来源包括：

(一)政府安排的专项资金;

(二)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

(三)骑楼街区保护和综合整治项目业主单位通过骑楼街区内合理的商业运作方式获得的部分收益;

(四)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

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骑楼街区保护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负责骑楼街区历史建筑的认定、调整、撤销、保护等有关事项的评审工作,对骑楼街区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等提供咨询意见。

专家委员会由规划、住建、土地、环保、文物、消防、历史、文化、社会、法律、园林和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组成,具体组成办法和工作规则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订。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保护骑楼街区及其附属设施,对破坏、损害骑楼街区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举报。

对在骑楼街区及其附属设施保护、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区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市文物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住建等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对骑楼街区能够体现历史传统风貌和地域文化特征建筑的普查、资料收集、整理、统计、建档等工作。

第十条 骑楼街区历史建筑的名录,由市文物部门会同市规划部门组织调查,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依法确定的骑楼街区历史建筑名录不得擅自调整或者撤销。因不可抗力导致历史建筑灭失或损毁、确已失去保护意义,或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撤销的,依前款规定的程序报批。

骑楼街区内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市文物部门推荐历史建筑。

第十一条 经批准公布的历史建筑,由市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损毁历史建筑的保护标志。

第十二条 在骑楼街区进行建设工程中,发现有保护价值、但尚未公布为历史建筑的,建设单位或建筑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立即停止建设施工,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并立即向市文物部门报告。市文物部门应当及时会同市规划部门进行评估论证,提出

处理意见。对经初步确认符合条件的,应当采取先予保护的措施,并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程序报批。

第十三条 骑楼街区范围分为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具体的划分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下简称《海口名城规划》)划定的区域为准。

第十四条 骑楼街区的保护与管理,按照《海口名城规划》和市政府批准公布的《海口市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综合整治规划》(以下简称《骑楼整治规划》)实施。

第十五条 在骑楼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除按照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骑楼整治规划》中规定的必要建设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

第十六条 在骑楼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符合《骑楼整治规划》的建设施工项目应当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一)除确需建造的建筑物附属设施外,不得擅自改变骑楼街区的空间格局和沿街建筑的立面、材质和色彩,不得新建、扩建建筑物(含增设地下室)。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时,应当保持或者恢复其历史文化风貌;

(二)拆除建筑再建设的,应符合历史文化风貌的要求并依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

(三)除《骑楼整治规划》许可外,不得擅自新建、扩建道路。对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时,应当保护原有的道路格局和景观特征,依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

(四)不得新建工业企业,对现有妨碍骑楼街区保护的工业企业应当有计划地迁移。

第十七条 在骑楼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时,应当符合《海口名城规划》和《骑楼整治规划》的建设控制要求,严格控制建筑的内容、高度、体量、形式、造型、色彩等,并与骑楼街区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相协调。

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改建道路时,不得破坏骑楼街区的整体风貌。

第十八条 在骑楼街区范围内进行建设的,在建设项目的选址和设计方案审查时,市规划部门应当征求市文物部门的意见。

涉及文物保护的,按照有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骑楼街区内,保护名录所确定的历史建筑或因规划需要保留的非历史建筑,依法予以保留。违反规划的非历史建筑依法予以处理。拆除非历史建筑的补偿安置,适用《海口市旧城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若干意见(试行)》。

根据《骑楼整治规划》的要求,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需要对其他非历史建筑进行整治并要求产权所有人或使用权人搬迁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搬迁。被搬迁人置换产权的,补偿安置适用《海口市旧城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安置若干意见(试行)》;被搬迁人不置换产权的,补偿安置按市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骑楼街区内未置换产权且依法应保留的建筑,修缮工作由其产权所有人、使用权人或有关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实施。

前款规定的责任人愿意自筹资金按照要求进行修缮的,可获得市政府的修缮补贴,修缮补贴规定由市政府另行制定。前款规定的责任人不履行或无力履行修缮义务的,修缮工作由市政府授权的骑楼街区保护和综合整治项目业主单位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骑楼街区内已经置换产权且依法应保留的建筑,修缮工作由市政府授权的骑楼街区保护和综合整治项目业主单位负责实施。

第二十二条 对骑楼街区需要修缮的建筑进行修缮,适用《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及其历史建筑的修缮与保护技术导则(试行)》。

第二十三条 市文物部门应会同区政府和市街区管理机构,在历史建筑公布之日起2个月内将《海口市骑楼街区历史建筑保护要求告知书》送达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有关物业管理单位,明确其应承担的保护义务和修缮职责。

市文物部门应与保护名录所确定的历史建筑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海口市骑楼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使用责任书》。所有权人、使用权人转让或出租历史建筑的,应当将有关保护要求告知受让人或承租人,并签订《海口市骑楼街区历史建筑保护要求承诺书》。

第二十四条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骑楼街区内土地的使用性质。确需改变的,应当经市规划部门批准,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性质变更的相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骑楼街区内建筑的使用性质应符合骑楼街区业态规划的要求。如使用性质不符合骑楼街区业态规划要求的,市街区管理机构应责成业主予以调整。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历史建筑的使用性质。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根据历史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确需改变建筑的使用性质的,应当经市规划部门会同市文物部门审查后批准。

批准调整使用性质后,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应当分别到规划、住建、土地等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变更登记手续,并由市文物部门进行档案动态变更管理。

第二十七条 根据历史建筑的历史、科学、艺术和人文价值以及完好程度,经专家委员会评审确定,将历史建筑的保护分为以下三类：

(一)历史文化价值高、保存完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建筑原有的立面造型、表面材质、色调、结构体系、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室内装饰不得改变。

(二)历史文化价值较高、保存基本完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历史建筑,建筑原有的立面造型、表面材质、色调和主要平面布局不得改变,其他部分允许改变。

(三)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保存基本完好的历史建筑,建筑原有的立面造型、表面材质和色调不得改变,建筑内部允许改变。

第二十八条 对第一类历史建筑的保护按下列要求执行：

(一)严格保护现存的历史信息与原物质载体。有依据地恢复被改动的部分,增加必要的安全保护设施。本着最低干预的原则,适度改善基础设施。

(二)不得改变所有原立面、屋顶造型和做法。可以清除后期添加的无历史文化价值的部分,有依据地恢复原立面。

(三)不得改变平面的外围尺寸与布局。不得改变承重墙、主要隔墙位置和层高,不得拆除或加设隔墙和隔层。确需在次要空间增加或拆除隔墙的,必须遵循可逆性和可识别性原则。不得随意改变原装修尺寸、位置和构件。不得改变内部装饰风格,不得改变或损毁保存较好的原装饰物。

(四)不得进行非加固性结构改动。不得改变原结构,如确需加固,应遵循可逆性原则和可识别性原则。添加结构加固构件仅限于排危需要。

第二十九条 对第二类历史建筑的保护按下列要求执行：

(一)严格保护现存的主要历史信息与现存的原物质载体。选择重点有依据地恢复被改动的部分。增加必要的安全保护设施。允许在次要部位添加基础设施。

(二)不得改变主要立面、沿街立面、屋顶造型和做法。对城市道路、景观道路视线可及的外立面和内立面,不得改变其色彩和表面材质,不得采用与建筑类型、年代、风格不相符的建筑元素。

(三)不得改变平面外围尺寸。不得改变承重墙、主要隔墙位置和主要空间层高,不得拆除主要隔墙和隔层,不得加设隔墙和隔层。确需在次要空间增加隔墙的,必须遵循可逆性和可识别性原则。为改善使用功能和住户生活质量,允许在次要位置增设门窗。不得改变内部主要装饰风格。

(四)不得改变主要空间结构。对结构的加固不得影响结构的外观,包括面层材料、可见结构(如墙、柱、外露屋架)的三维尺寸。增设外露结构仅限于排危需要,且必须遵循可逆性原则。

第三十条 对第三类历史建筑的保护按下列要求执行：

(一)清除无价值的改动部分,恢复立面原貌,兼顾适度利用进行基础设施改造。

(二)除非历史原貌不可辨识且现状保存不佳,不得改变主要立面、沿街立面、屋顶造型和做法。对立面的改动不得导致建筑类型、年代、风格不可辨识。

(三)不得改变平面的外围尺寸和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空间结构。

(四)不得改变主要结构,增设外露结构须遵循可识别性原则。

第三十一条 市文物部门应会同市规划部门建立历史建筑档案。

第三十二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文物、规划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历史建筑的具体情况制定历史建筑的保护图则和技术手册,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公布执行。骑楼街区内的其他建筑可参照执行。

(二)修缮标准;

(三)市政设施改造;

(四)节能改造。

第三十三条 依法确定的历史建筑不得擅自迁移、拆除。因重大公共工程建设需要必须迁移、拆除的,应当经市规划部门会同市文物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经批准迁移、拆除历史建筑的,实施单位应当制定迁移或者拆除的方案,并征求市街区管理机构的意见。在实施过程中,做好历史建筑的详细测绘、信息记录和档案资料保存工作,按照建设工程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将有关档案资料及时报送相关档案管理机构。

禁止走私、盗卖、哄抢骑楼街区内建筑和历史建筑的构件和附属物。

第三十四条 骑楼街区内建筑和历史建筑的外观不得擅自改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骑楼街区建筑物、构筑物上设置宣传栏;不得随意张贴小广告、布告、通告、墙报、标语、海报、招工、招租等影响市容的宣传品。

第三十五条 禁止在历史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

第三十六条 严格控制在骑楼街区内设置户外广告。在骑楼街区设置户外广告、遮雨篷、标志牌、标语牌、画廊、橱窗、牌匾、招牌、霓虹灯、LED灯、泛光照明和灯箱等外部设施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商业性质户外广告按照有关规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符合《骑楼整治规划》、历史建筑保护图则的要求;

(二)与骑楼街区及其历史建筑的风貌相协调;

(三)广告用语应当规范,内容健康;

(四)各类户外广告、标志牌、牌匾、招牌应保持外形美观、整洁完好,且统一安装在骑楼内壁柱之间、紧靠店门的上方,并在高度和宽度上统一规范尺寸;

(五)不得对周围生活环境造成光污染;

(六)阳台及窗外不得堆放、吊挂和晾晒有碍市容的物品;设置安全网的,安全网不得超出建筑立面;

(七)在建筑物外墙安装空调的,应当安全牢固,不得影响建筑立面外观,其外机支架及空调管应置于沿街视线不及的地方,空调机冷凝水应当接入排水管道。

第三十七条 户外广告设置人应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正常维护管理,保证安全牢固;户外广告字体残缺、画面污损、光亮显示设施损坏的,应及时维修或更换;过期或失去使用价值的户外广告,应及时更换或拆除。

第三十八条 骑楼街区内建筑的业主应对其建筑外立面进行维护,保持其外观整洁,并且不得擅自改变建筑外观。

历史建筑的外立面维护方案应报市规划部门会同市文物部门审批后由业主组织实施,由市文物部门予以指导。

非历史建筑的外立面维护方案,如涉及建筑外立面材料或色彩的改变,应报市规划部门审批后由业主组织实施。

第三十九条 在骑楼街区临街建筑物内经营饮食、娱乐等项目的,须符合市工商、公安、消防、环保、卫生、文化等部门规定的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经营：

(一)严重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二)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生活的;

(三)污染环境的;

(四)破坏建筑结构、影响建筑安全使用的;

(五)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影响公共消防安全的。

第四十条 在骑楼街区经营饮食、娱乐等项目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禁止沿街餐饮店炉具等设施摆设出店外;

(二)排水系统实施雨污分流;

(三)餐饮店应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烟气通过烟囱楼顶高空排放;

(四)经营饮食设置隔油池;

(五)采取防噪减震措施,不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第四十一条 本市骑楼街区环境卫生由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统一领导和监督管理,实行分区、分部门负责制,具体区域责任人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骑楼街区主要街道、支路(小街小巷)、广场、道路、地下过街通道及公共厕所的环境卫生,由辖区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清扫保洁,街道办事处协助辖区环境卫生专业单位做好清扫保洁工作;

(二)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除负责本单位内部的清扫保洁外,还应当负责市政市容管理部门划定的卫生责任区;

(三)车站、港口、影剧院、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体育场(馆)、停车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四)各类贸易市场(含露天、季节性、临时性贸易市场)的环境卫生,由主办单位负责清扫保洁。各种商业摊点由经营者自行清扫保洁;

(五)建筑工地现场的环境卫生由施工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六)居民因住宅装修、改建、新建房屋等产生的建筑垃圾,由居民个人负责清运;

(七)市、区两级市政排水部门、街道办事处应按管辖权限负责定期清理所管辖的市政道路、小街小巷下水道,处理污水溢流,保障下水道排水畅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按照辖区环卫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倾倒、清运垃圾、粪便。

第四十二条 本市骑楼街区临街单位及店铺必须自觉执行“门前三包”管理制度,保持店铺门前干净整洁,不得将垃圾收集容器摆放在街道和人行道上。

辖区环卫部门应在骑楼街区主要街道每隔50—100米距离设置充足的封闭垃圾容器、果皮箱。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损害骑楼街区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

(一)随地吐痰、便溺和乱扔瓜果皮核、烟头、纸屑、食品包装等废弃物;

(二)乱倒垃圾、渣土、粪便和污水;

(三)从楼上向地面或从车内向车外抛撒各种废弃物、泼水;

(四)在街道上冲洗车辆;

(五)在街道上筛选、堆放或晾晒建筑材料、谷物和其他杂物;

(六)将固体废弃物丢进下水道和厕所管道;

(七)在街道、人行道、绿地、广场、公共场所烧烤、焚香、生火、燃放烟花鞭炮和垃圾收集器内焚烧各种废弃物;

(八)在街道上从事家禽家畜屠宰、肉类和水产品加工等影响环境卫生的活动;

(九)将门前垃圾扫进街道、下水道;

(十)在街道两旁堆积清掏出的下水道污泥;

(十一)其他损害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骑楼街区需要特别控制的区域绿地率控制指标,由市规划部门会同市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规定。

第四十五条 本市骑楼街区的街道、人行道严禁擅自摆设摊点、临街商场、商店、饮食业以及制作、加工、车辆清洗和维修等行业的经营者不得有超出门窗外墙经营、摆卖物品、作业或展示商品等其他占用城市道路行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街道两侧及公共场地堆放物品,搭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因建设等特殊需要,需在街道两侧及公共场地堆放物品、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的,必须保障消防车道畅通,并征得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骑楼街区范围内擅自占用和挖掘道路。

第四十六条 在骑楼街区行驶的车辆应当保持车容整洁、美观。车体严重破损变形,车容明显不洁,超标准排放浓烟、黑烟的车辆,不得在骑楼街区内行驶,市街区管理机构批准的旅游专用马车、牛车除外。

在骑楼街区停放机动车、非机动车辆,应当在有关部门施划的停车泊位上停放。

处置建筑垃圾的车辆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中不得沿途丢弃、遗撒建筑垃圾。

第四十七条 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负责保持骑楼街区的市政设施完好,督促有关管理部门每天定期检查,出现破损、丢失、移位的,应当及时修复、更换或补设。

骑楼街区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沿街市政公用、供电、通信、广播电视、防空、交通、消防等设施及管线的管理和维护,使其保持完好和整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盗窃骑楼街区内的市政公用、环境卫生、道路照明、园林绿化、消防、道路交通和引导标识、安全设备等设施。

第四十八条 骑楼街区内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当达到有关的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确因保护需要无法达到的,由市公安消防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部门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

第四十九条 本市骑楼街区内的建筑和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其他保护责任人,不得占用消防通道,不得在骑楼街区内堆放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的物品,不得从事损坏建筑主体承重结构或者危害建筑安全的其他活动,不得擅自拆卸、转让历史建筑的构件。

因修缮拆除历史建筑物的构件必须交市文物部门处理,不得擅自买卖。

第五十条 本市骑楼街区内的建筑或历史建筑因自然原因或者受到其他影响有发生损毁危险的,建筑或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应当立即组织抢险保护,并向市街区管理机构报告。市街区管理机构应当予以督促和指导,对不符合该建筑具体保护要求的措施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五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违法行为涉及文物、市容管理、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环卫、城市交通、卫生、住建、规划、工商、公安、环保等管理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侮辱、殴打骑楼街区执法工作人员或阻挠、妨碍其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规划、住建、文物和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处理;给管理相对人造成损失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批准拆除历史建筑的;

(二)擅自批准在骑楼街区内从事违法建设活动,或者违法批准改变骑楼街区内土地使用性质或历史建筑使用性质的;

(三)对有损骑楼街区历史风貌和历史建筑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处理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骑楼街区,是指具有以下特征,并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街道、建筑群：

(一)文物保护单位、骑楼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集中成片;

(二)建筑样式、空间格局和外部景观较完整地体现清后期至民国时期海口南洋风格骑楼建筑风貌和地域文化特征。

本办法所称骑楼街区范围是指,海口市长堤路以南,龙华路以东,和平路以西,解放西路、文明中路以北的围合区域。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历史建筑,是指具有以下特征的建筑：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建成,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体现城市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或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教育意义,且尚未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文物保护点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建国后修建,具有特别的历史、科学、艺术和人文价值或具有非常重要的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骑楼建筑,是指具有以下特征,并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的建筑物：

兴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泛分布于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楼房与楼房之间跨人行道而建,在马路边相互联接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建筑分楼顶、楼身、楼底三部分,往往几座或几十余座毗连一起,形成参差错落的连续界面效果,外观基本形式统一,艺术表现手法各异。建筑多以2—3层为标高,少量有4层以上的。作为一种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独特建筑,是近代南亚、东南亚典型的临街商业建筑形式。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历史院落,是指经市政府确定公布,空间布局形态和建筑风格具有传统地方风貌特点,或者能够比较完整、真实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活动,主要由历史建筑所围合、限定的,有明确的空间边界和历史环境质量的院落。

第五十九条 骑楼街区内骑楼建筑和历史院落的保护、管理参照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执行。

第六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文物部门负责解释。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自12月2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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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家要养狗吗？单身的那种！

二、想起和闺蜜一起去看的电影了。笑声还是很多的，要天天开心呦！

三、愿你目之所及都是我的名字。愿你心之所想都是我的影子。

四、回娘家的时候，背上一个娃，左手一个行李箱，箱上一个娃，右手一个行李箱，箱上一个娃， 妈妈成为宇宙超人。

五、这个世界乱糟糟的而你干干净净可以悬在我心上做太阳和月亮。

六、幸福牵手鸳鸯羡，比翼携福扬碧波。洞房花烛甜蜜夜，喜结良缘小登科。相守相伴人生路，百年好合福气多。新婚快乐赛仙侣，朋友遥送祝福歌。

七、成熟不是心变老，是眼泪打转还能笑。

八、要做一个像糖果一样甜的女孩纸，然后甜到你心里，甜到融化你。

九、后来你走了，风停了，故事结束了，我也不会再爱了。

十、朋友圈仅供参考，具体以实物为准。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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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一直以坚忍、智慧的形象享誉国内外。7岁那年，她依依不舍地离开家去中西女塾上学时不曾哭泣；14岁，她携妹妹宋美龄离开亲人赴美留学时不曾哭泣；在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期间，叛军的子弹两次掠过她的鬓角，她没有哭泣；孙中山逝世后，她也没有哭泣。可这样一位坚强的女性，也有十分柔情的一面，她曾有过4次不为人知的哭泣……

第一次哭泣：家人反对自己与孙中山的婚事

1915年6月，宋庆龄从日本东京回到上海。她这次回来有两个目的：一是探望自己的双亲，二是向父母坦陈自己和孙中山的婚事。到家后的第二天，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就自己和孙中山的婚事征求父母的意见。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老朋友，这一年他已49岁，而宋庆龄才22岁。宋嘉树无法接受这门婚事，他望着站在一旁的女儿，毫不留情地说道：“孙先生是一位伟人，可他又是一个老人，你怎么能同他结合呢？这完全不可能……”一向听话的宋庆龄却执著地说：“不，他才49岁……”

“女儿啊，你真是不尊重自己，不爱惜自己。你的未婚夫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你为什么偏偏要和他结婚？你为什么不怕亲朋好友耻笑？你为什么硬要坚持这门极不合适的亲事？”宋嘉树生气地说。

宋庆龄憋红了脸说：“孙博士年纪大了点，这又怎么样？年岁大点就不能和年轻女子结合吗？他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是一个卓越的不屈不挠的革命实践者，现在是领导人民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领袖，正在为实现他所提出的革命理想而英勇奋斗。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尊重，不值得爱吗？”

宋嘉树摆摆手，打断宋庆龄的话，发出了最后通牒：“宋家门里容不下老女婿，你要和孙中山结婚，就别进宋家的门！”

宋庆龄无法理解自己的父亲为何如此“无情”，而且自己的母亲和大弟宋子文都反对这桩婚事，想到这里，她鼻子一酸，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这是宋庆龄记忆中的第一次哭泣。

第二次哭泣：离家出走远走高飞

1915年10月，宋庆龄从东京回来已经3个多月了，她的父母不仅反对她和孙中山结合，甚至把她软禁在家中，还为她匆忙地另择门婿。宋庆龄感到十分惆怅，她整天沉默寡言，或在自己的房间里闷坐，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天傍晚，宋庆龄趁着身边无人，赶紧开始收拾衣服，准备去东京找孙中山。忽然，窗外响起了脚步声，她抬起头来，看见了母亲的身影。这些天来，宋庆龄的母亲变得非常忧郁，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宋庆龄深爱自己的母亲，而在母亲倪桂珍的心目中，宋庆龄是最受家人喜爱、最稳重、最聪明的孩子。多年后，宋庆龄对友人说：“我当时的确曾一度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毕竟，父母养活了我，付出了辛劳，如果我离他们而去，会使他们失望和痛苦。但是我十分崇敬孙中山，非常想和他一起去探索救国富民之路，这恰似一团火在自己心中燃烧着，无论怎样也无法扑灭……”

宋庆龄望着母亲的身影，心里纠结着，犹豫着，难道就这样离开善良的母亲远走高飞？她抱着正在收拾的衣服，泪水噗噗地往下掉。

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追求，为了和孙中山一起开创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宋庆龄含着泪水作出了决定。那天晚上，她在女佣的帮助下跳窗逃了出去。之后，她乘坐海轮离开上海，向日本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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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采取无赖、讹诈、欺骗、撒谎的卑鄙手法交替使用.义律狡猾多端,但不是林则徐的对手,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从林则徐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这充分说明了林则徐收缴鸦片第一回合的胜利.

林则徐与邓廷桢等人会商后,就收缴的地点、验收、押运、存储、看管、守卫等各个环节做了无懈可击的指令和安排.

4月10日林则徐、邓廷桢邓亲赴虎门检查收缴前各项准备工作.

4月11日开始收缴,林则徐亲自监督收缴全过程.

5月18日,实用了34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收缴的这段日子,林则徐一刻不怠的监督这一庞杂的过程.日夜操劳,一丝不苟,无一纰漏.缴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如此巨量的鸦片如何处置,外国人推测中国可能对鸦片实行专卖,从而使鸦片买卖合法化,但他们想错了.林则徐报告道光皇帝,要求验明实物数量,然后焚毁.道光对林则徐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他让林则徐和邓廷桢、怡良等人将收缴的鸦片就地销毁.

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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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

（1）提倡商办：“此事必以商办为正宗”，“而股份则杂华洋而兼收之”[2]（P105）。

（2）外资先行。中国殷实商民对于投资铁路建设心存疑虑，“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资本）”。“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2]（P106）。

（3）官方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2]（P106）

（4）“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2]（P106）。

（5）路矿总局应当早定规章。但是各路各矿情况不同，制定规章时不可一刀切。

（6）路矿总局人员设置要精简。建议设洋参议一员，由外国著名工程师担任，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路矿大臣当好参谋。这样，中国僚属就无须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矿时，“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州县官负责保护，但“不准索费”，并应将踩勘处所报明总局[2]（P112、P107）。

（8）当商民公司请办路矿时，各省藩司应秉公审批。“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企图“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则应小心提防[2]（P107）。

（9）干路国有，公司承包。严复指出，铁路可分两种，一种叫干路，一种叫支路。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经费难筹，可以发行公债；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给公司。具体办法是：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国家担保，并由总局派人监理，因而相当于公债。公债长年计息，但是利息不得超过五分。干路通车10年后开始还本，分40年还清。所还本利从该路当年收入中开支。每年的纯利润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公司的酬劳。50年期满时，干路无条件收归国有[2]（P108）。

（10）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公司自筹资本，国家不为它担保。通车一年后，从每年的赢利中先扣除养路费，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路矿总局。还本之法模仿干路。50年期满时，国家具价收购支路的铁轨、车辆等[2]（P108、P109、P113）。

（11）“总局设天下铁轨会议处于京师”，每年集会两次，制订章程法令[2]（P109）。

（12）矿政从宽。当商民还在筹本探矿阶段时，国家不必过问；当商民申请开矿时，路矿总局酌情准驳。关于征税，腴矿征收每年出产的十分之一，同时免去各关卡的税厘。次一等的矿免交厘捐，但要完纳海关正税。承包矿山以50年为期，“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2]（P109、P110、P114）。

（13）国家应当保护公司，尊重外国工程师。

（14）中国土地辽阔，各省路矿不宜同时并举，可在一省先行试验。

（15）直隶省有利条件比较多，“路矿总局之所经营，自应即近畿为基础。已成之路，急宜推广”[2]（P110）。

由上可见，严复关于路矿的思考相当全面。问题在于，清末中国究竟可不可以引进外资？严复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作出了回答。他说，有些人过份强调自力更生，认为“路矿之事，必吾（中国）自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这种主张固然很好，实际上却做不到。其原因有如下几点：（1）自办路矿需时太久，50年内不会有多大进展。“而此五十年中，或强权用事，而是可为路矿之地，已不知其谁属？”如南非的特兰斯哇尔、南洋的菲律宾、中国的辽沈地区，即使想要自办路矿也已经来不及了。（2）中国商民缺乏足够的资本。（3）中国路矿实行官督商办，官督者不懂业务，人民不愿意“出至重之母财”，供他们挥霍。（4）即使民间有人能把路矿办起来，各级官员乃至朝廷，“皆可以一旦之觊觎，一纸之文书，而夺其所有”[1]（P149-150）。

这样看来，严复并不反对路矿自办，只是考虑到清末中国困难重重，这才把“借助于外力”作为最佳方案。针对国人有关“利源外溢”的担忧，严复又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劝导：“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亡一则不行。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主地者收其租赋（地租），人工禀其庸钱（工资），而出母本者则享其赢利（利润）。是三者，中国于前二（指地租和工资）则得其全，于后一（指利润）则分其半。使既不能自为者不乐与人共利，是谓靳其一而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可乎？”[1]（P105）

严复认为，在引进外资以后，外国人得到的仅仅是路矿赢利的一部分。至于地租和工资，以及利润的另一部分，均归中国人所有。可见引进外资不等于“利源外溢”，而是所得多于所失。更何况在铁路建成后，还会有往来方便、百货流通、地产增值、人民开化等等间接之利，那么中国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严复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契约不明，任其侵欺，

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3]（P141）至于解决办法，此文说得很容易：“然使朝廷悬洞照于上，而任使得人；办事者持毅力于下，而无滋以隙，则二者之弊，固亦易祛。”[3]（P141）

但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其所谓弊病比较含糊。大意说，由于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外国人找到了借口，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故交涉之荆棘，常起于不可知，而为吾患”[1]（P150-151）。解决办法有两条：（1）依照拿破仑法典的精神，“生于华土者为土人”，亦即规定出生在中国的外国婴儿必须加入中国籍。（2）取消治外法权：“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1]（P151）

由上可见，两篇文章中所言的弊病和解决办法，都是结合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因而都不全面。当他为张翼（燕谋）起草奏稿时，可能对开平矿案已经有所了解，所述两条弊病就比较中肯。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正因为这是为张翼起草的奏稿，所以就把解决办法说得十分轻巧。似乎只要有了明君和清官，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在实际上，有能力防治这些弊病的明君和清官根本不存在。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中的解决办法只不过虚晃了一枪。

在后一篇文章中，严复把引进外资的弊病说得比较含糊，这是因为他要服从通篇文章的主题。该文旨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因此严复不愿意把弊病说得太具体。他强调中国社会的宗法性质才是造成弊病的真正原因，这就与全文的主题保持了一致。至于解决办法，允许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想法显然充满书生气；而取消治外法权的主张则完全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某些外国人之所以愿到中国投资，就因为能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如果取消治外法权，恐怕外资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更何况愚昧落后的大清王朝根本就没有能力取消治外法权呢！

综上所述，严复在两篇文章中指出的三点弊病都值得重视，但并不全面。例如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家可能会把工业污染很严重的项目转移到中国来，也可能把落后的工艺和淘汰下来的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如此等等，严复还没有考虑到。此外在三点解决办法中，则仅有“取消治外法权”这一条值得重视，而这又是长远的奋斗目标，不是清王朝所能解决得了的。

值得一提的是，举借外债的问题与引进外资的问题性质类似。严复既对外资问题持论开明，那么对于外债，也就不会深闭固拒。19代杨士骧草拟海军奏稿时，就发表了这方面的见解。

他指出，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一定要“量入为出”，如果“因浪费而举债贷赀，则其家道苦矣”！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只要考虑借债以后能否“生利养民”？能否“御侮而禁人之侵夺”？“苟为生利御侮计者，虽举债不必病也”。他举例说，土耳其和埃及“有债而弱”，英、俄等国却“有债而强”，“可知兴废之际别有理由，而不得专以债为归咎矣”[4]（P265）。

此处见解与《原富》按语中的论述基本一致，即借债如果用来发展生产，或用来加强国防，不会有什么弊病。但若为战败赔款而去借外债，那前途就令人担忧了[5]（P920）。另一方面，由于这篇文字毕竟是为他人代拟的海军奏稿，而不是讨论国债问题的专题论文，因此不曾论及举借外债的注意事项，如借债时不能附带政治条件，如利息不能超过国际惯例等等，这是不应苛求于严复的。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严复认为十全十美的救贫之术根本找不到。与其拖延，不如行动：“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1]（P151）这种态度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值得后人认真记取的。

19李鸿章总督两广，看到香港盛行仙士钱，从中受到启发，奏请自铸铜元。次年冬，朝廷命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数年后充斥市场。严复预见到清政府滥发铜元的种种危害，就在193月发表专题论文《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呼吁整顿，设法补救。

该文首先回顾中国古代圜法（货币制度）的特点，是以铜钱为本位。其次揭示晚清市场上出现的两个新现象：一是银价下跌；二是银元流通。前者由世界上白银总量增加而引起，后者则是因为使用方便。接着指出中国币制发展的两大必然趋势：（1）银元将取代铜钱和纹银，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虽国不自造，民犹将假他人之所造而流通之，即有禁令，终无益耳。”（2）银本位制将改成金本位制：“自通商以来，吾国交易中已成银为本位之局……更使吾国他日商务盛于今者数倍，则用银又为不便，而其势必趋于用金。”[6]（P179）清朝灭亡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上述预见完全正确。

在以上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严复这才切入正题，详细论述自铸铜元的时代背景、存在问题、社会弊病和挽救办法。

严复指出，清朝前期的银铜比价为1∶80，而现在国际市场上的银铜比价为1∶42，一百多年的变化竟有这么大！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白银产量的增长比较快，而铜产量的增长却比较慢。这样就造成了银价越来越贱，而铜价却越来越贵的总趋势。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中国市场。中国的圜法即使想要死守旧制度，也已经做不到了[6]（P179）。

由于钱荒，大量劣质铜钱被铸造出来，进入市场流通，长期禁而不止。光绪初年1两白银大约可换铜钱1400至1500文，但是到了18至18间，1两白银却至多只能兑换铜钱800文。可见国内市场上银铜比价的变化，同国际市场上的变化大体相仿，都是银贱铜贵[6]（P180）。

自铸铜元的要害问题，主要是“名实相去已多”。严复指出，以白银38两2钱购买的原材料可制造8000枚铜元，而8000枚铜元在市场上却可兑换白银57两6钱。由此可见，在铜元的成本和市价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额，而这个差额就是各省铜元局得到的利润。“是前之三十八两二钱，一经铜元局点化，忽增一十八两三钱二分。然则每费银百两，获利四十七两八钱五分也”[6]（P180-181）。由此可见，铜元局所得利润非常高，难怪它们对于自铸铜元会有那么高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铜元特民捐最便之法”。那意思说，铜元局所得利润好比人民交给清政府的捐税，可以用来练新兵，办新政。严复针锋相对地指出：自铸铜元政策是“名造国币，而阴行胺民之政”，“以为兴举新政之资，此何异摧斫本根，以求枝叶之茂？”[6]（P181-182）

还有人认为，“铜元之政，乃仿仙士钱为之”。意即西方人实行在先，我国为什么不能仿效呢？严复指出，外国有“法偿之限”。例如英国便士在单独使用时，不能超过24便士。又如香港的仙士钱，“百枚以上即不得强人受之”。但是中国却没有“法偿之限”，因此有空子可钻。倘若甲欠乙100银元，他可以用1万个铜元去还债。但在实际上，100银元折合库平银72两，而1万铜元折合库平银却连42两还不到。当甲方以铜元还债时，已经占了极大的便宜，而乙方损失则相当于30两白银。于是严复感慨道：“呜呼！国有圜法，以便民也。乃今铜元转为民困，是亦足为流涕长太息者矣！”[6]（P182-183）

全文两次论及自铸铜元的社会弊病，合并而言，共计五点。

严复首先介绍了西方人发现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凡国有两本位并行（指货币复本位制），同为法偿（法定货币）者，其善币必日少，其劣币必日多。久之，虽善者不见可也。”[6]（P183）

那么在清末，哪个是相对的良币？哪个是相对的劣币呢？严复指出，一个自铸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只有2钱，但在使用时，因有官方规定，可抵制钱10文。由于面值大大超过实际价值，因此它就是劣币，相对而言，银元就是良币。按照劣币驱逐良币法则，那么铜元将留在市场上继续流通，而银元则退出流通，被人收藏，甚至流出国外。至于制钱，将被人私自销毁，熔化成铜块，按重量出售。

“然则法偿之限不立，他日铜元必流于市，而银元、制钱必争藏弃而渐少……且不独藏＠①之而已，银元将用之以偿国外之债焉，制钱将私毁之而计重售焉。”[6]（P183）

文章指出，清末国内已经出现铜元贬值。这种现象是由铜元自身的缺陷引起的。“一曰其所当之十文，纯以欺民而无其实；一曰广造无垠，其供者大过于所求”[6]（P185）。也就是说，原因之一是每个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和它的名义价值相差太大，人民对它不信任。原因之二是铜元铸造没有限制，发行量超过了流通必要量。到了文章末尾，严复又补充了第三个原因，那就是铜元不能用来交赋税：“若令在民者不得交官，则抑勒折扣之事必起。极其终效，今之铜元将无异昔日京师所行之当十（指咸丰朝发行的当十大钱），名虽当十，实当二耳。”[6]（P187）

这意思是说，由于官府在向人民征收赋税时，只收白银不收铜元，因此铜元在人民心目中没有地位。铜元最终只能按它的实际价值在市场上流通，官方命令是没有用的。

铜元贬值直接威胁到小本经营者的生计。如果他们仍按原价出售商品，那么他们的实际收入就会下降。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他们就会变着法儿加价出售。例如在上海市场上，商人擅自改变长度标准，把从前的9寸当作1尺，就是变相涨价、百物腾贵的典型事例。

严复又指出，物价涨跌固然司空见惯，但要区分两种类型。如果是稳步的渐变，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如果是暴涨暴跌，那么社会就会发生危机：“物价之腾跌贵贱，社会常有之象也。顾其象可渐而不可顿。使今日而顿贵，他日以同此因，且必有其顿贱者。顿贵顿贱，民将不堪，而社会乃岌岌矣。”[6]（P185）

按道理说，铜元既然是官府发行的，那么官府也应该乐意接受。但在实际上，督抚们却不愿意接受。因为官府自铸铜元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取成本和市价之间的巨大差额，倘若人民把这些名实严重不符的铜元交回官府，那么督抚们自铸铜元的目的就达不到了。“顾铜元者，官所以法强为之，伪物也。伪物以施于民，则为损下以益上，使民施之于官，则屈伸相报，而无大利之可图。是故选发铜元之督抚藩臬，必不乐自受其铜元者也。”[6]（P186）

倘若在朝廷干预下，征收赋税时允许人民把铜元交给州县官，而州县官却仍然不能把铜元上交给各省藩库，那么大量名不符实的铜元就将积压在州县衙门里。到那时，州县官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为了个人利益不受损失，州县官就会想出种种舞弊手段，“自为补苴”，“而吏治乃愈不可问”。“辗转之害，终归于民”[6]（P186）。

“大利所存，巨盗将起，购机器，置炉鞴。昔之民或以为难，而今之民则甚易也。虽有重法，又将何施？”[6]（P187）

怎样挽救铜元充斥必将引发的社会危机？严复主张双管齐下：一方面停铸铜元；一方面制订“法偿之限”。“总之，吾国今日之铜元……必宜停铸，更不宜昼夜兼工赶铸。而所流转民间者，宜照各国所为，急立法偿之限，半元而外，法必用银。”[6]（P186）

此处所谓“法偿之限”，实即模仿英国便士（铜币）的使用规定。当任何人需要支付半银元以上的货币时，支付方必须使用银元或银两，由收银方找零。所找零钱当然是铜元或铜钱，且其币值不会超过半银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即如上文所述用1万个铜元去偿还100银元的'债务的那种情况，同时还可限制铜元的流通数量，从而间接限制铜元的铸造量和发行量。不过这样一来，督抚们所能捞到的油水也就不多了：“此虽于民稍苏，而于选发铜元者，其利隘矣。”[6]（P186）这说明严复已经预见到，督抚们将成为这种挽救之术的反对者。

严复还探讨了自铸铜元政策失误的原因。他指出：“为政者本无爱国救时之实心，所营营者，不过己之名位与利禄耳。再则就令用意出于公忠，而不学无术、虑事褊浅之材，必不足以膺今日之艰钜，遂令吾国如陷淖之驷，每动愈深。”[6]（P187）

由此可见，在严复心目中，官员们素质太差，正是清末一系列新政策连连失误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严复的思想状况确与孙中山、康有为等人大不相同。他明明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却认为“救贫”是当时的头等大事。究其原因，大概有四：

（1）戊戌变法惨遭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国人记忆犹新。康、梁逃亡海外，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严复留在国内，不免有所顾忌。因此他在变法失败后的数年内，不愿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直接议论现实政治。反之，谈论经济问题一般不会有政治风险，所以严复非常热心。

（2）严复撰文时上距《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时不远，战败的创伤尚未治疗，巨额的赔款又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客观形势迫使每一位有识之士认真思考战后的经济复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严复主张引进外资，筑路开矿，疗贫救贫，正好比提交了一份切实可行的优秀答案。

（3）严复在翻译《原富》的过程中，已经深刻领会并且全面掌握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当他运用这种理论去考察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时，便产生了许多精辟见解。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也是严复当时对于经济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4）严复曾于1901年接受张翼的邀请，短期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部的华总办之一。19又陪同张翼到伦敦打官司，对于路矿建设具有感性认识。尤其是对路矿的主权问题，治外法权的危害等等，均有切身体会。这也是严复特别重视路矿建设的原因之一。

从1905年夏季开始，应他人邀请，严复不断以演讲或论文的方式，大量宣传宪政知识，积极配合了国内的立宪运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高度关心经济问题，并在1906年对清政府的自铸铜元政策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实际上，严复的《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一文仍然是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考察清末货币问题的产物，对于国人富有启迪作用。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近代货币思想史上，这篇文章应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中华书局，1986.

[4]严复.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A].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严复.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